nostalgia

五年前头一次来台北，一位热心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两项本地特产，一个吃的一个玩儿的。吃的叫“茶粿”，而且专门指定要到当时刚建成的信义新天地去买；玩儿的去处叫“Room 18”，后来我多次因此遭到关心台湾文化的进步青年批判：“这你都没听过？那谁谁谁还有那谁谁都是……”。注意，北京话通常会说这你都“没听说过”而不是“没听过”，能学会把“说”字省了的说明在台湾综艺节目上下过相当的功夫。
 
两个地方就隔一条马路。办完事儿先去信义新天地转了转，我发现所有名字里有“新天地”三个字的地方都是大同小异。吃了晚饭，在地下超市门口的礼品摊位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茶粿，结果就是一种常见的糯米点心，日本叫麻糬，北京叫艾窝窝。既然来了就买两盒吧，盒子倒是挺精美的，没有印着“台北欢迎你”或者“生津止渴……馈赠亲友……实为居家、旅游必备之佳品”什么的。
 
走到Room 18时间正好，门口已经排了二三十人，日系美系欧系装束美少年美少女混杂，非常养眼。排了没两分钟后面又来了几拨，我从队尾晋级为中间。
 
我一直不太理解“clubbing”这种娱乐方式，clubs无一例外的空气差、酒差、人挤人、吵得说话得嚷嚷，像是有意防止任何人之间任何有意义的交流。在纽约隔常不短被人说动一回，说这个club如何如何不同如何如何上档次如何如何牛逼，抱着侥幸心理一去，还是跟上一个一模一样。每次在一堆显得无比兴奋陶醉的人的包围中我总想起“体验生活”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好像我是专门来纽约市参观、访问，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过日子的似的。一个理论是我话太多，张戎劝钱晖说：把他当哑巴卖了——可能吗？所以到了这种不许说只许动的场合只能干着急。另一个理论是我老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年纪太大身体受不了这份儿刺激，二是思想僵化不能跟新新人类统一步伐。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你瞧人韩寒话也不少，可放到一夜店里还是怎么看怎么不别扭。
 
还有一个理论，那就是我手里拎着两盒台湾土特产。
 
排到离门口只有几个人的时候我终于决定不跟自己较劲了。我一边无目的地往旁边一个写着“纽约纽约”的建筑物走一面想，要是有台湾同胞问我北京有什么好玩儿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到东方广场买驴打滚然后去工体西门排队。没错儿，这样您就真没白去北京一趟了。
 
 

【？】
 

【回到八十年代】
 

【油炸臭豆腐西施】
 

【寻人】
 

【五年前】
 

【五年后】
 

警告：以下图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请勿观看，违者一切后果自负。
 
北京的同事说这次出差弄得十分兴师动众，除了两岸一边各自发了一张“通行证”，临行之前还被叫去集中学习“注意事项”——诸如什么地方不要去，什么话不要讲，什么事情不要做等等。特别强调不许参观不许拍照的地点之一是“忠烈祠”，本来我还真不知道台北有这么一旅游景点，这么一弄好像不到此一游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据说好奇心是灵长目动物的共同弱点。
 
当年号称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人不宜的电影《一半是海水、一般是火焰》一度弄得大家很兴奋，结果等来等去就等到一个后背，白让一帮守法公民偷偷摸摸了半天。
 
 

【未成年人不宜】
 

【林匪彪部】
 

【你升旗来我换岗】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王蒙

　　小说题目愈来愈长，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以至把标题变成“主谓宾定状”俱全的完整的句子，大约也是一种新潮流吧？于是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将此篇命名为：《哦，我的远在边疆的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族兄弟穆罕默德·阿麦德哟，让我写一写你！》，后一想，如此创新，殊非正路，乃罢。
　　似乎自从日本电影《啊， 海军》 （还有《啊，野麦岭》）在我国放映以来，“啊”“哦”式标题就多起来了——来自东洋？电影《啊，摇篮》，小说《哦，香雪》，《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哦，我歪歪的小杨树》……流韵所及，当我这次来上海给《小说界》改中篇的时候，有人建议我把中篇命名为《哦，我的爱》，您受得了么？
　　我看不惯“啊”“哦”。想不到在这个短篇上竟向“啊”“哦”投降。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力量。
　　新疆惯例译作“买买提·艾买提”，同样的名字如果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雅气了些也庄重了些。我几经推敲，决定从后一种译法，倒并非想冒充阿拉伯故事或炫耀博学以招揽读者，而是不如此译，便不能表达我对阿麦德的郑重的敬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么？”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拳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茬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会儿又问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大约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砍土镘，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砍土镘，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一边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和粘成一络络的羊毛破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病，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哗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个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哩摆着的全部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挂着面箩、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做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上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啦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今疏附县）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他告诉我是“空气学校”，当时我正抱着维语课本学维语，知道“哈娃”这个词既可作天空、空气也可作气象解，替他纠正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大，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他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我问：“你们不也都是这样吃的吗？”他说：“我们惯了，你可是北京来的呀。”
　　他正式请了我一次客，是伊犁人最爱吃的“大半斤”——抻条面。他自己和面，做剂儿，抻面。他做抻面（当地叫“拉面”）的方法与伊犁的旁人不同，伊犁人是先把面剂儿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一一拉细，像毛线缕一样地悬挂在桌角边，然后一锅一锅地煮。他呢，跪在毡子上，做了一个大面剂儿，裹上油，像盘香一样地盘成一座小山，等到锅开了，他飞快地拉起来，愈拉愈多，愈拉愈长，中间不断，直到拉满一锅的时候，他才把面从中间断开。他说：“这是喀什噶尔做拉面的方法。”说起喀什噶尔，他满脸的依恋之情。不但面是他做的，菜卤也是他做。“你的妈妈呢？”我问。“她做不好！”他粗暴地回答。面煮好以后，他倒是很仁义，不但给父、母、妹妹盛好送到手上，而且确实如他所说过的，他推开房门，谁从这儿过他就叫谁来吃。最后，他自己只剩了小半碗。这时来了一只邻居的黑白花小猫，向他喵喵地叫，他以惊人的慷慨从他的碗里用手捏出一半面条来，喂了猫。剩下的几根面条，他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指捏着吃了。都拾掇完了以后，他自己又吃了一个包谷馕。
　　利用饭后的融洽气氛，我向他进了一言：能不能换个稍微大一点的砍土镘，干活时稍稍多卖点力气。他立刻板起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嘛！我不是国家干部嘛！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那你爱什么呢？”我没气，却笑着问。
　　“我爱玩，我爱看电影，我爱唱歌跳舞，我爱看书。”
　　“什么书？”
　　“爱情小说。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说着说着他转怒为喜，突然，他向我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王大人，请不要肚子胀。”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粗俗丑陋地笑开了。
　　笑得突然，止得也突然，他突然停住了笑，问我：“你会跳‘坦萨’吗？”
　　“什么‘坦萨’？”
　　他抬起两手，做出一个交际舞的姿势。
　　我不快地哼了一声。
　　“我最爱跳‘坦萨’了。”他哼哼着歌噌地站了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我当时的心情与交际舞是格格不入的，连看也不看他，于是他改唱维吾尔歌曲和跳维吾尔舞。然后他气喘吁吁地从墙上摘下都塔尔，一通乱弹，然后把都塔尔乒地一扔，颓然叹道：“每天都抡砍土镘，每天都抡砍土镘，手指头都粗了，还怎么弹都塔尔呢？”人是不错，可是思想太差劲，我当时想。同时我想起，根据我的一段观察，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普遍抱着一种取笑和轻视的态度。当穆罕默德·阿麦德大说大笑或者出洋相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男社员，便会互相挤挤眼睛，撇撇嘴，老头儿们也忍俊不禁，有的还摇摇头，最无保留地欢迎他和欣赏他的倒是女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有一次队里开会，有一项议题是改选妇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在，一位有名的健壮而泼辣、刚刚和丈夫打了离婚的女人阿细罕喊道：“我们选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句话全场就爆炸了，男女老幼，全都笑成了一团，我也笑了。
　　我又想起， 有一天我从他家喝茶出来， 大队的会计、一只眼睛的伊敏问我：“是到穆罕默德·阿麦德家里去了吗？”当我点头以后，他却大摇其头，并且连连叹气，“哎、哎、哎、哎……”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正式请吃“大半斤”，以欢快开始，以兴味索然而告终了。而且，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面红耳赤地说：“老王哥，夏天要到了，我的三片瓦帽子再也戴不住了，队上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了他，但心情更加不快了，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谊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懂，维吾尔人不论春夏秋冬、室内室外，是都必须戴帽子的。人前脱帽，是极为失礼的表现。而他的那顶三片瓦帽子，确实是不能再戴下去了。但用得了十块钱吗？我怀疑。
　　勿谓言之不预，真是忠言逆耳！就在第二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等一批干部到庄子地里参加劳动来了，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超小砍土镘。中间休息时，他们集合了全体社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砍土镘示众。维族副队长讲了一大套，我听不懂，但是口气严厉，这从其他社员屏息静气、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可以体会到。汉族队长拿起他的砍土镘来说了一句话：“这是砍土镘吗？不，这是耳挖勺！”他的话立刻被工作队的翻译翻成了维语，又是一阵大笑。
　　穆罕默德·阿麦德面红耳赤，像发了疯一样地冲了过去。他口若悬河，与工作队干部辩论起来。他还解开自己的腰带撩开衣服让工作队干部看伤口。翻译给汉族队长翻译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几句，他不服，第一他说他有病开过刀，维语表达的方法是“吃过刀子”（后来我得知是割过阑尾，本来是很普通的手术，但一般维吾尔人认为“吃过刀子”的人是活不长的，故这个论据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二他说批评表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能不调查研究。他的砍土镘固然小一点，但他去年一年上工三百四十五天，今年半年出工一百七十天，属于全队前三名，为什么不表扬（后来我得知，他说的这些情况是有浮夸的，但因为他说得冲，就把那几个干部镇住了）？而同一个队里的××××、××××……（他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名字，气之长可以与相声演员的“贯口”技巧相比）一贯不出工，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越是积极上工的好社员越是要听训，受批评，而从不上工的人却两耳清静、逍遥自在？再说，去年决算他结余七十多块，七十多块都被超支户用了，队上没钱给他开支，至今欠着他钱，工作队管不管？不是批评他的砍土镘小吗？拿钱来！他立刻买两把特大号的，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工作队长……
　　他的顶撞使所有的人（包括我）捏着一把汗，因为那个年月不仅在农村，即使在城市顶撞领导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但显然他以凌厉的口舌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工作队长们开始降低了自己的调子，倒是长着圆白胡须的作业组长非常照顾领导的面子，适时地站出来把他训斥了几句，宣布继续干活。
　　工作队干部有了台阶，离去了，大家一面干活一面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部分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干了蠢事。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还老高，组长宣布收工，但一律不得回家，以免给人以本组收工太早的不良印象。大家聚在地边抽烟，意思是如果碰到上面有人来检查，就重新下地比划比划；如果没有，等暮色昏黄时再起立各奔各家。这次照例的呆坐，穆罕默德·阿麦德非常沉闷，连阿细罕和他说笑他也不理。后来阿细罕过来拉他，与他动手动脚，别人笑起来了，他仍然面色阴沉，不理人。阿细罕无法，回头看见了我，向我求援，哇里哇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劝劝他。我刚走过去，穆罕默德·阿麦德转头说了句：“别理他们！”我说：“社员们都等着你说笑话呢！”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看我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到，他满眼是泪。
　　在毛拉圩孜公社，每天我干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语维文。所有的维吾尔农民都是我的维语教师，包括他们刚会说话的孩子。一年以后，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日常生活语汇。由于我找到了一本解放初期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校编印的《维语课本》，又接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中国语文》杂志，该期杂志上刊有语言研究所朱志宁写的一篇介绍维吾尔语概况的文章，在这两本书的帮助下，我对于语法也有了初步知识。因此到六六年春夏天之间，我的维语知识，已经足以用来交际了。
　　我渐渐知道，年轻人厌弃鄙薄穆罕默德·阿麦德，主要是因为他有股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劲儿。老年人则嫌他劳动不好。但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善良、重感情、聪明的人。这一年中间迁来两户汉族新社员，他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尤其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与汉族社员亲密无间，沟通了维、汉社员间的感情，确实做到了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的事，不说、不做。干脆上个纲吧，他是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
　　男不男女不女的事我也看出了一点端倪，比如他说话忸怩作态，惊叹词多而且拉长声：喂江，哇那……他又特别爱打扮，留的分头自然卷曲，又长又密。他还说过：“我的头发多好！”这也让我不喜欢。那年月，连女人都不兴打扮，何况男子呢！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问会计独眼伊敏：“他是不是‘艾杰克孜’？”
　　“艾杰克孜”是我学会的新词之一，是指一种性变态，汉语叫做阴阳人或者二尾子的。
　　伊敏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这话可不能随便说，老王，这话在维语里是最难听的骂人的话了，比骂毛驴子、猪、乌龟头都更严重。”他沉了沉，“主要是他的脾气，脾气就这样。比如说我们民族的规矩，男人跳舞，上臂的动作都在肩的水平面以下，”他做了几个最常见的舞蹈姿势，“女人跳舞胳臂才在肩以上挥动。”他又做了几个女人的舞蹈动作，使我发笑。“可穆罕默德·阿麦德呢，偏偏他要这样跳舞。”他学起他的样儿来，是“女式”的。
　　果然，原来我不明确，只觉得穆罕默德·阿麦德舞跳得很好，差不多谁家结婚都要请他去跳，但他跳的时候围观的年轻人又坏笑，我也觉着好像有一点不对头，经伊敏一说，恍然大悟。
　　“再比如说，我们维吾尔男人没有做饭的，特别是没结婚的巴郎子（此处指小伙子），哪有这样拉面条的？”他又学起他拉面的样子来，“就连骂人，他用的也都是些女人的话。打架吧，他撞头，而男人打架，可以用拳头，可以动刀子，就是不准撞头……”最后他总结说，“我们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伊敏的话并没有使我完全信服，例如拉面，为什么小伙子就不能做饭呢？根据我的观察，穆罕默德·阿麦德虽然家境困难，父亲有病，威信、地位极低，但是他有洁癖，类似拉面条、整理屋子这一类事，他不放心他妈妈去做，而家里又没有一个能干的、年龄相当的姐妹，所以他就把一部分细活接管了。至于粗活，还是由他母亲及小妹妹们干。但是他毕竟是有一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异于常人的地方，而他的这些“毛病”，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生理上的嫌恶。于是，我决定对他采取保持距离的方针，遇到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请十次，我去上一两次，而且去了以后就表示我很忙，不能多坐。他和我说这说那，我也是嗯嗯哼哼，爱理不理的。
　　但是他并不介意，始终对我很热情、礼貌、关心。他与我说话，从来不用粗鄙的字眼，而且神情谦和文明。有一次我生病，嗓子哑了，他给我送了五个鸡蛋，急切地向我论证吞生鸡蛋是治疗嗓子的验方。干活的时候我只要稍嫌沉闷，他就过来搭腔。他好像时时注意着别人，对一切新来的人都负有责任，真像是生产队分工，由他担任礼宾司接待处干事似的。
　　我询问了大队代销店一名售货员，这位售货员原是民族学院毕业生，曾经当过疏附县小学教师，六二年退职回老家——伊犁的。他在南疆时，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班主任。他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儿童时期活泼聪颖，功课好，自尊心强，爱激动，各方面发育正常，从十二三岁以后爱和女同学在一起，出现一点或有的女里女气的现象，并不严重，谈不到有什么“问题”，但他因而被人瞧不起，是事实。
　　我又问我的老房东，既是队委委员、又是虔诚的穆斯林的我的房东老大爷，他对这方面的情况只字未挂齿，只是说：“他们全家都老实巴交，只是他，太调皮。”又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没受过苦，光知道享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房东老大娘插嘴说：“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母亲，各方面都好，就是鼻子太糟糕……”
　　“她老是流清鼻涕，她要是做饭鼻涕就往面盆里、锅里、碗里掉。”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随着我维语知识的增进，我也听懂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女社员在一起时说的那些调笑的话了。我的天，太可怕了，那种粗鲁和肮脏确实能把我吓一个跟头，虽然我也完全不是什么清幽细腻人儿，有一次他又和她们胡说八道，我皱起眉头转过身去，以维持“非礼四勿”的儒训，我的反应被他注意到了。干活的时候他对我说，本星期六他要请几个艺术家（即能歌善舞者）到他家坐坐，希望我也去。我干巴巴地回答说：“不。”他噘起嘴说：“这次你要不来，我可肚子胀了！”我就模仿当地社员的说法回答说：“肚子胀了，放几个屁就好了！”他听了我的话一怔，往后退了一步，显出那种惊异、失望、难受得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他哭丧着脸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老王哥，您……”他喃喃地说。我只好一笑。
　　收工以后，他沉重地对我说：“唉，老王哥，您干什么要学习这个维吾尔语呢？您学这个维吾尔语又有什么必要啊？我真不愿意您学会我们的语言啊！”
　　他的话使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解释说学维语是为了向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学习，学习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他打断我说：“不，不，不！您不应该听懂我们那些脏话，您是从北京来的干部，那些话会污染您的耳朵。瞧，您也说起这些脏话来了，我真心疼啊！您如果学维语，就学那些文明的、美妙的、诗一样的话好了，您知道纳瓦依吗？”
　　我摇摇头，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中世纪维吾尔族伟大诗人纳瓦依的情况，他把我拉到他家，从条案的精装书丛里拿出一本又厚又重、如果是汉文大概相当于五十万字篇幅的书《纳瓦依》，他问：“老文字您认识吗？”我点点头。“这本书我看过五遍了， 作者是苏联乌兹贝克斯坦的阿衣别克， 您看您看。”他匆忙地翻着书，“这就是纳瓦依诗里的两句。”他先用维文朗诵，再给我逐字解释，诗是这样的：
　　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
　　——因为它正直，
　　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
　　——因为它弯曲。
　　他读纳瓦依的诗的时候半闭着眼，一副沉醉的表情。
　　“您看您看。”他又翻出了几张插图，“这就是女主人公狄丽达尔，狄丽达尔多漂亮啊！你看这风景，这池塘，这花和草，多像我们喀什噶尔啊！阿尔斯兰爱上了狄丽达尔，却受到暴君苏里坦的破坏，勇敢的狄丽达尔杀死了卫兵，从王宫里逃跑了。奸臣阿拜克抓住狄丽达尔要把她处死，但是担任过宰相的纳瓦依把她赦免了。老王哥，你看看吧，书上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依我的看法，准是诗人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了，那么漂亮的丫头！要不为什么纳瓦依那么快就赦免了她呢？”
　　从此，穆罕默德·阿麦德成了我读的维文文学书籍的主要供应者。他帮助我解决文字上的疑难，同时与我一起对书的内容进行热烈的讨论。以我的看法，阿衣别克的《纳瓦依》不能算是写得非常好，语言还不如他写的另一本书《圣血》。至于说书中的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更纯属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独家发明。但穆罕默德·阿麦德对于纳瓦依的崇敬，对这本书的热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关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瓦依的许多诗句，特别是他的“忧伤是歌曲的灵魂”的名言，确实使我五体投地。后来我不无嘲弄之意地想到：原来不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大诗人、政治家纳瓦依，而是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爱上了书中的狄丽达尔，瞧他说起狄丽达尔时半闭着眼、温柔多情的样子，活像刚刚得到了那位天仙般的少女的一吻呢。
　　我从他那儿还借到过高尔基的《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维文译名是《暴风的孩子们》）的维文译本。还有一位吉尔吉斯作家原著的《我们时代的人们》，写得好笑极了。特别是塔吉克作家艾尼写的《往事》，对于布哈拉经院的记述，确实漂亮。还有一位哈萨克作家写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也很动人……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
　　六六年夏，大学因“文化革命”而停止招生，我们队来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高中毕业生玛依奴尔。她爸爸原在某县当干部，据说当过科长，后因“有问题”退职，现在我们队劳动。他的家要比一般农民富得多，妻子腕子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宝石。他家里有崭新的铜床、缝纫机和自行车。玛依奴尔本来在伊宁市寄宿中学读书，一心要考大学中文系的，结果，运动来了，还乡生产。
　　玛依奴尔个儿不太高，很壮，面色白里透红，眉眼舒展，脸型随她爸爸，略显扁平，经常穿一件浅色衬衫，深色裙子，短袜套，白色或蓝色球鞋。她的脚很大，更显得青春焕发，有劲。她举止大方，虽有头巾却常常把头发露在外面。裙子下面的腿也赤裸着一部分，一派城里人、中学生的气派。在农村，是没有哪个女人敢露出头发和腿来的。
　　很快就传出了玛依奴尔与穆罕默德·阿麦德相好的说法。不用说，对于玛依奴尔，穆罕默德·阿麦德更是格尽礼宾和接待的职守，他们两个一见面就说到一块去了。干活的时候抬“抬把子”（一种运重物工具，不用肩挑，而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手抓着抬），本来大家都是男找男、女找女结伴的，偏偏穆罕默德·阿麦德与玛依奴尔组成一对，玛依奴尔在前，他在后，一面抬土，一面还一唱一和地哼着歌儿，那样子真像学生下乡义务劳动。说实在的，有了这位洋溢着活力的玛依奴尔，倒是带动他干活时多卖了不少力气。我注意到，他那把微型砍土镘也不拿出来了，而是用了一把他大妹妹平常用的略大一些的砍土镘。他和女社员的下流谈笑也中止了，相反，在玛依奴尔面前，他彬彬有礼俨然学长。
　　他们两个交换书看，玛依奴尔汉文比他好，能看汉文小说，给他讲过好几个汉族古代历史故事，像“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他听起来非常入神。“老王哥，我要学汉文，借我一本书看吧。”他对我说。我能给他什么书呢？只有那么几本。 他学了两天，不耐烦了，“攻击”起汉语来了：“什么汉语，枪也是qiang，墙也是qiang，抢也是qiang，让人笑死了！”
　　有时候工间休息时他们脱离开“群众”，躲在一边互相教唱歌。玛依奴尔教穆罕默德·阿麦德用汉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学得很快，但常常在每一句歌词后面加一点维吾尔音乐式装饰尾音。他教玛依奴尔唱喀什噶尔的民歌，这些民歌当时是属于应“破”的“四旧”的范围的，所以当他们俩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总有点惴惴不安，东张西望，客观上起了替他们望风的作用。遇到远远有什么可疑的生人，我便制止他们：“别唱了！”两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种纯真无暇的神态真叫人高兴。我觉得，有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玛依奴尔的学生生活好像恢复了。他们有时候还相互出智力测验题，在土地上用树棍画三角形和圆呢。但农民们却觉得看不惯了，同时在一般舆论里，颇有一种对穆罕默德·阿麦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不平。
　　我个人倒是很为他庆幸。我希望玛依奴尔能把他带得更勤劳、正派一些。我同时窃以为，通过与玛依奴尔的相好，他那些不健康的心理举止将得以校正过来。
　　但是传出来了玛依奴尔父亲的声明，说是娶他的女儿没有一千五百块钱的聘礼和五十尺布票是办不到的。
　　有一次，工间休息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玛依奴尔去寻找一种叫做“牛奶草根”的维吾尔女孩子喜欢用来咀嚼洁齿的植物，独眼伊敏走过去开了一句玩笑，穆罕默德·阿麦德狂怒得像一头见了红布的牛。他一头向伊敏顶去，伊敏早有准备，轻轻一躲，结果穆罕默德·阿麦德自己摔了一个马趴。大家过去劝阻，玛依奴尔也吓呆了。穆罕默德·阿麦德摔了一脸的血，我把他扶回了家。劝慰之后，我问道：“你是喜欢玛依奴尔吗？”
　　他苦笑了，接连摇头：“怎么可能呢？我家里是什么样？她家里是什么样？我能娶到她吗？”
　　“可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成家的事了，你有二十四五了吧？父母老了，妹妹小，家里没人照管……”
　　“不，我不结婚，我一辈子也不结婚。”他的回答使我一阵反胃，我又想起那些对于他的传言来了。
　　“依我现在的状况，又有什么样的丫头能跟我呢？上个月五大队的一个姨姨来给我说媒，后来一问，原来那个丫头从小长秃疮——是个秃子。姨姨介绍说，那丫头戴上头巾并不难看，我哭了，我大哭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梳着自己的鬈发，“我现在好一些了，你别走，我给你做饭吃……”
　　我没吃，心里觉得什么味儿都有。
　　渐渐地，我发现玛依奴尔也与他开始疏远、保持距离了。他的小砍土镘也就重新换回来。不久，发生了玛依奴尔的父亲逼婚和玛依奴尔逃婚事件。她父亲贪图财礼把玛依奴尔许配给伊宁市一个木匠。玛依奴尔不干，找穆罕默德·阿麦德商量，然后玛依奴尔就不见了，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她跑掉了的。对于这种说法，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玛依奴尔的爸爸找他，他对玛依奴尔在哪里不置一词，但据理力争，批评玛依奴尔的爸爸包办子女婚姻不对：“你这是卖女儿！你这是毁掉你女儿的终生幸福！你这是违犯婚姻法！”
　　“乌龟头！你还给我讲婚姻法？你才违犯婚姻法呢！你是卖……”底下的辱骂是不能写下的，维吾尔语中最下流的话，我也是从与穆罕默德·阿麦德有关的事情里听到的。
　　他这次没有撞头，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垂着头。打架只能和平辈打，骂架也是如此，对上一辈人，他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只是沉默着。
　　玛依奴尔的父亲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穆罕默德·阿麦德不把他女儿交出来，就把穆罕默德·阿麦德像宰一只羊一样地宰掉。“我挤干你的血！”前科长大喝道。
　　但是穆罕默德不为所动，当然，他的血也照样在他自己的血管里奔流。半年以后，玛依奴尔回来了，她显得大多了，也漂亮多了。他父亲终于让步了，退了那个木匠的婚。我悄悄问玛依奴尔前一段跑到哪里去了，她说：“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哥好！他给我买了汽车票又写了信指了路，这半年，我躲在他在尼勒克县的一个远亲那里。我本来还不敢跑呢，是他给我出主意，打气……真是个好人啊，可惜……”她摇摇头。谁知道她说的“可惜”都包含了些什么呢？
　　又过了半年，玛依奴尔与七生产队的文书雅阔甫结了婚。雅阔甫高大健壮，文化不大高，但人很聪敏，最近又入了党。他早先在察布查尔林场放木排，家里颇有积蓄，他家的苹果园和葡萄架，果木品种都是最好的，家里只有一个寡母，对他极为疼爱。我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玛依奴尔的佳偶。
　　玛依奴尔办喜事那几天，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话特别多，和男男女女胡打胡闹胡笑，和阿细罕撕过来滚过去，无所不用其极，以至有人说他在去伊宁市的公路上捡到了一块手表，都快乐疯了，胡闹只要一停下来，他的神情便充满沮丧（也许只有我注意到他的神情了吧），而他一旦发现我心疼（我也终于为他“心疼”了）地看着他，他就立刻找人胡骂乱笑地出一通丑。“这样的人实在不可救药，怎么能配玛依奴尔呢？”连我也这样想了。然后他得了整整半个月的牙痛病，左下巴肿得老高，叼着一个手帕角淌口水，样子真是难看极了。
　　后来，当有的社员用同情的口气说起穆罕默德对玛依奴尔的情义，为玛依奴尔的幸福而不辞劳苦艰险，但最后他白辛苦一场，一无所得，玛依奴尔还是嫁了别人的时候，独眼伊敏取笑说：“那有什么办法？他能娶丫头吗？他只能嫁……”他中途停止了笑话，知道那笑话是太恶毒了，但还是有许多人笑了起来。
　　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家渐渐在伊犁地区站稳了脚跟，有点家底了。伊犁河谷，这是多么富饶的地方，尽管“文化革命”搞得全国都乱糟糟，伊犁河谷的少数民族农民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逍遥。尽管对于农民的生财之道关卡重重，但与内地汉族农民相比，这儿少数民族农民的日子，也还算有点相对的灵活性。养头奶牛，养只羊，栽棵葡萄，编个扫把，马马虎虎还是可以挣下几个钱。加上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文化革命”中，这个规划建设并没有停止，所以这里的农村尽管问题很多，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生活仍然在慢慢腾腾地运行，有它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到了一九六九年，包括穆罕默德·阿麦德家在内的大多数农民，在庄子附近统一规划的地段上，按每家九分地的标准（这是关内汉族农民做梦也不敢想的）修建起自己的新房庭院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穆罕默德·阿麦德显得不那么活跃了，他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干部和众位社员的帮助之下和泥、打土墙、脱土坯，买梁木和椽子、苇席，买石灰，垒墙，做门窗……总之，勤劳的理顺大所难以完成的大业，懒惰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正在顺利地完成着。
　　其实，也不能说他懒惰了，光土坯他就脱了好几万，等到上顶子的时候，他都快累成个黑瘦的小老头儿了。
　　社员们全力以赴地给他帮忙，否则光靠他自己盖房，没门儿。其中帮忙最多的人之一是独眼伊敏。据说由于独眼伊敏的奔走，他买建筑材料节省了一百多块钱。到上顶子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二十几个人给他帮工。
　　他真心感谢大家，再也不发那一套扬南（疆）抑北（疆）的牢骚了。房子基本完工以后，他做了一大锅抓饭，招待我们这些为他的房子出过力的人。吃过抓饭以后，每四个人面前摆上一盘爆炒羊肉，放上一瓶“伊犁大曲”。六九年，酒是稀罕物，这也是伊敏帮他搞的，大家顿时活跃起来。
　　酒过三巡，醉眼惺忪的我们唱起来了。大家唱完了以后，穆罕默德·阿麦德突然清了清喉咙，大声唱道：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
　　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
　　那里人来车往，人来年往是多么喧嚷。
　　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
　　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
　　他的歌使我一惊，新房落成，是喜事啊，怎么唱起这样丧气的歌儿来呢？而且他唱得非常好，没有那种女声女气。
　　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他好像明白了，便悄悄用汉语对我说：“盖房有什么意思，我真想去当特务！”
　　他的“特” 字发成“tie”音，好像是说当“梯益鹅务”，非常好笑。我当时只当做他又犯了疯病，胡说八道，根本没往心里去。
　　谁知道他后来的命运竟真的和“梯益鹅务”有了点关系呢！
　　一九七○年，进驻了由贫下中农代表、下乡知青、兵团农工组成的宣传队。我的房东老大娘称之为“多普卡”队，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俄语借词，后来才知道是“斗批改”的维化读法。
　　这个“多普卡”队一进村，不到两个星期就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这个“集团”是怎么抓出来的，至今对我是一个谜。反正公社、大队都开了好几次斗争会。每次会上“反革命”都满满地站一台，不但有“喷气式”，而且上手铐，绑绳索，惊心动魄。本大队这个“集团”的首领说是前科长、玛依奴尔的爸爸（按：平心而论，揪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倒是多少有点劣迹民愤。总之，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成员愈揪愈多，没几天，“多普卡”队正式宣布，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反革命集团成员，任反革命集团的“特务”。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叫到“多普卡”队去夜审，据说给他上了手铐，抽了他几鞭子，不但审问了他的“特务”问题，而且审问了他的生理状况——是不是阴阳人。知情的人说，与前科长等“骨干分子”相比，他的皮肉之苦算是相当轻的，但他惨叫得厉害，又连连叩头，洋相百出。关于特务问题，他承认他确实说过想当“特务”——“梯益鹅务”；关于生理状况，他保证无异常，只要宣传队“饶我这一小勺血”（犹汉语“饶我一条狗命”），他一定立即娶妻，秃子瞎子哑巴都行，而且一年之内一定生个孩子给宣传队看。
　　开始，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宣布为特务，我也有些紧张，这究竟是什么事啊！特务，这可不得了啊，后来又感到不解，“反革命集团的特务”，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反革命集团”把他从喀什派到我社我队来当特务的？难道真的和克格勃或者美国、台湾挂上了钩？这实在无法想象。及至后来听到“审讯”情景，更是急不得恼不得哭不得笑不得。传出来的报道里最绝的还在后面呢，据说在穆罕默德·阿麦德保证娶妻生子以后，负责审讯他并抽了他一鞭子的一位“多普卡”队积极分子问道：
　　“那你能保证孩子是你的吗？”
　　“我保证孩子一定长得像我，再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底下的话不能记了。
　　抽他一鞭子的疾恶如仇的积极分子也噗地一笑，估计那笑容是美的，后来据说还教育了他一顿，教育内容有一项，就是以后再不要看“乱七八糟的小说”。第二天穆罕默德·阿麦德把全部小说上缴了。
　　不久，传来了北京周总理的指示，定“反革命集团”要报中央批准。这也是使我至今感到惊叹的，总理在北京，却能掌握这里的情况，救了这里的多少人！“多普卡”立刻如撒了气的皮球，像牛一样开始的“反革命集团”，却像耗子似的结束了。
　　“多普卡”队工作后期，需要清理文件，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这个“人才”，队长宣布可以对我“控制使用”。我有幸与闻机要一个时期，看到了有关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维文罪行材料，材料很简单，全文如下：
　　穆罕默德·阿麦德，男，二十八岁，南疆疏附县人，家庭出身贫衣，文化程度中专肄业。
　　该犯一贯思想反动，好逸恶劳，崇媚资、修，在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曾两次宣称要当特务，实属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处理意见：建议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或管制改造。
　　后面有几份旁证材料，第一份便是独眼伊敏所写。关于独眼伊敏以及这份别有特色的“罪行材料”特别是近乎荒诞的“处理意见”，那将是另一篇小说的素材了。
　　尽管这个“多普卡”队确实搞得很糟，完全可以称之为解放以来最最糟糕的宣传队，至今臭名不散，但相当一部分社员说：“这回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收拾了个美！”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收拾”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还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他形容憔悴，态度“老实”。我没有和他多谈，也无法多谈，可能我也不敢或不愿与这个有过“特嫌”的人过往太密吧？不久，我就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南郊上“五·七”干校去了。
　　七三年，我们全家从伊宁市迁往乌鲁木齐，我回伊宁市搬家，行前我到毛拉圩孜和乡亲们正式告别，穆罕默德·阿麦德闻讯气喘吁吁地赶来，要我到他家吃晚饭。但为搬家事我必须当晚赶回伊宁市，不能从命。他神态怅然。他还塞给我九块钱，并说起了六五年借过我十块钱的事，他说他一时实在找不出第十块钱来了，准备等他不久去南疆娶亲路经乌鲁木齐时给我带点土特产。我完全忘掉了借钱的事，他的还钱反而使我不安起来，联想到八年前借钱的场合和我的不快感，更觉得惭愧，所以我极力推辞，但他还是坚持还了这九块钱。我想，这大概也是维吾尔人的一种礼法吧，人在，早还账晚还账可以不那么认真，人走了，那就要清清楚楚。
　　也是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他即将卖掉奶牛去南疆娶妻的消息，我高兴地祝贺他，他漠然。
　　一晃，就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境况也大不相同。七九年以前，在乌鲁木齐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媳妇娶上了没有，一直到七四年我还念叨过几回，后来也就不提了，及至到了北京，公私诸事，每天都是铺天盖地，我如牛负重，顾不上想到他。偶尔见到远道而来的新疆朋友，特别是少数民族朋友，我们也会一起回忆一下新疆的事情，也会提及毛拉圩孜公社的某人某事，但我很少提到过他，他能算个什么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重访阔别了多年的伊犁和毛拉圩孜公社。在伊宁市，不论是老客运站旁的自由市场，还是绿州俱乐部前深夜点着电石灯卖土造啤酒和葵花籽的儿童，不论是斯大林街与解放路交接处的食品二门市部从丰富变得萧条、又从萧条变得充实而且琳琅满目的柜台，还是州党委画着镰刀斧头的办公灰楼，也不论是街道两旁白杨树下潺潺流着清水的小渠沟，还是小渠旁卖莫合烟的道貌岸然的长须老汉和刘晓庆的翻印影照，都使我觉得亲切、留恋、感慨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踏上毛拉圩孜公社的土地，更使我百感交集。想不到，来到这里我几乎迷了路。六五年（就是我初来的那一年）制定的建设五好新农村（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规划业已全部完成，包括我住过的旧房子已全部拆除。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所属的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地与第七生产队进行了部分调换，原来五队队部附近的田地与住房地给七队，换回了七队在伊犁河沿的农田。这样，五队的全部活动领域，都迁到原来的小庄子一带了。
　　我终于在新房新桥新树处找到了通往庄子的旧路，笔直的大土路，是我们当年修的。现在路上行走着的除了当年常见的皮轱辘与四轱辘马车和高轮牛车以外，还有当年未曾见过的一辆又一辆大队属与公社属卡车，还有一辆崭新的既可以坐乘六人又可以拉五百公斤货物的日本进口的生活车，而大大小小的自行车，几乎全部取代了当年代步的毛驴。
　　大路两旁的十行白杨树呢？这些当年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等人一起栽下的瘦骨伶仃的小树苗子，已经都变成了参天的巨人。说实话，当年看到树苗子那副可怜相，我颇怀疑过它们能不能活下去，现在呢，脖子仰酸了还看不全一棵树的树冠和树上的鸟雀喽！
　　然后是我们挖过土的综合水磨，这个水磨从六五年底开工，六六年秋天“文化革命”开始以后由于队里闹“夺权”停下来了，此后上上停停，变成了持久战与消耗战。光州上的技术员就请来了好几趟，每次都要杀鸡宰羊拉面焖饭伺候。直到七一年我去干校前夕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报上发了消息，说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妨碍生产，而且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生产……现在的水磨，包括磨面、舂米、榨油、弹花的全套设施。虽然队里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有更加方便迅速的电动粮棉油加工设备，但水磨收费要便宜得多，所以这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当在人群中发现了老相识，我也被人群发现以后，一连串握手、问候，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愈走近庄子，农村的变化就愈显著，我也就愈发惦记起穆罕默德·阿麦德来。过去荒芜杂乱的伊犁河沿，现在多么繁荣了啊！房屋院落成行，医院、学校、供销门市部、农具仓、粮仓、马鹿饲养场……俱全，电灯电线，好一副热闹景象。只是不知道穆罕默德·阿麦德怎么样了。得知这里已经实行了联产计酬、专业承包，再一想起他那个“耳挖勺”似的小砍土镘和那副“软、懒、散”的样子，心想，一搞责任制他恐怕要饿饭、卖裤子吧？
　　他的院子还在老地方，但我也是在一个小孩子引导下才找到的。首先看到他的新院门，有一个小小的遮雨的门楼，门是两扇，漆上了酱色油漆，还有圆圆的一对铜门环，颇有点讲究。我刚一推门，就传来了看家狗的凶恶的吠声，一个穿着红背心、秃头、两臂肌肉发达、伏着身在一辆倒扣在地上的拉拉车上干活的庄稼汉回过了身，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叫了一声：“老王哥，是您吗？是您在这里吗，您还在吗？”
　　这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吗？是他，是他啊！声音还是那样温和，拉着长调，然而他的形象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农”了，色彩鲜明的背心掩盖不住他的秃顶，满脸的皱纹，脸孔不像原来那么黑，而是黄多了，下巴似乎有一点下垂——他胖了，但腮部肌肉显得松弛，满脸的黑胡子茬儿，特别是眼睛，眼睛已经远远不像从前那样活动，那样洋溢着幻想、热情、调皮捣蛋而又时而灰心丧气的明明灭灭的神采了。倒是他两臂的肌肉，显然比原来健壮多了，整个腰板也显得粗实了些。
　　“这不就是我吗，我在呢。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用在北京已经变得生疏、一到这块土地上立刻又变得纯熟了的维吾尔语回答，“怎么样，你可好？身体健康？老爹和老妈妈呢？妹妹可都好？你成家了吧，有妻室儿女了吗？他们在哪里？”
　　他一一回答：“好好，好好，感谢真主，托党的福。爸爸已经过去三年了。妈妈还很硬朗。两个妹妹都出嫁了，大妹妹已经有了孩子。我是七三年结的婚，有两个儿子，妻子回南疆探亲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摘下挂在葡萄架上的硬盖帽子往头上戴。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
　　“唉，老王哥。”他又摘下了帽子，让我看他的秃顶，“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有多少办法？从娶了媳妇以后，我年年掉头发，这不是，都成了秃子了，唉，唉，唉！”
　　他的话仍然像从前那样好笑，然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笑，一副一板正经的样子。
　　他的房子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两间，这两间布置得非常漂亮，新花毡，单人铜骨床上整齐地叠放着新被褥和好几个大枕头，大枕头掖进去下两角而揪出上两角，斜靠着墙置放着，形状像个大元宝。条案上有一台名牌收音机，屋里还有缝纫机。
　　墙角上悬挂着的是他妻子的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年轻而又俊秀，辫子长长的，一双眼睛似乎像受了惊的黄羊。他规规矩矩地并起两腿，跪坐在毡子上，臀部压着自己的脚后跟，一副标准的敬客的姿势。他告诉我，他七三年经乌鲁木齐去了南疆喀什噶尔，为了节约住宿费，不敢耽搁，没能去找我。去到疏附县以后，由于他带的钱不多，娶不上太好的媳妇，最后别人给他领来了一个骨瘦如柴，脸上、脖子上、身上都长着白癜风的小丫头，他实在不想要，但一想到家庭的实际困难、周围的舆论，只好把这个丫头拿走了（维语讲到娶媳妇时用的这个词儿，可译成“取”，即娶，可译成“拿”，也可译成“买”，这里，这几个意思都是贴切的）……
　　“她哪里有白癜风？漂亮得很呀！这不正是你的狄丽达尔吗？”我指着照片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狄丽达尔。”他巧妙地回答说（“狄丽达尔”可译作“心上人”），“那是后来，她的病好了。”他回答的时候脸红了一下，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见过了老太太和欢蹦乱跳的两个小子以后，来了许多人，“大半斤”、爆炒、伊犁大曲，同样的乡亲的心。席间，我问候他的生活情况，他的话很少，别人代答加以评议的却很多。人们抢着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这些年是彻底改邪归正了，像个庄稼人一样地劳动，一样地过日子，而过去的那些毛病，都改掉了。说这些时，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笑一笑，表示他的首肯和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变化。当我问到实行联产计酬以后他挣得上钱挣不上时，独眼伊敏代答说：“老王哥，你放心吧！这儿一贯彻按劳取酬，穆罕默德一夜之间就换一把特大号砍土镘，这个贼娃子（犹汉语“这小子”）奸着呢！”
　　“那把小砍土镘呢？留下展览，作大锅饭的见证吧。”我说，大家都笑了，但穆罕默德·阿麦德没有笑。
　　后来话题集中到他的妻子阿娜尔古丽身上，伊敏说：“这件事穆罕默德·阿麦德办得实在胡涂！阿娜尔古丽从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南疆来到咱们伊犁，也长胖了也出息了俊了。穆罕默德·阿麦德花了不少钱请维医给她治疗，病也治好了，当真像一朵石榴花开了（阿娜尔古丽本意是石榴花），却把她放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兄弟，这次走的时候你给她带上了多少钱？”
　　“三百块。”他嗫嗫嚅嚅地回答。
　　“那就更不回来了。”伊敏叫道，“她一定拿这一笔钱给她弟弟办婚事去了！”
　　“算了，南疆现在也富啦。”玛依奴尔的丈夫，七队文书雅阔甫插嘴说。
　　“那就更不回来了，南疆富了，人家何必还往北疆跑！”伊敏的逻辑是颠扑不破的，不论怎么说，阿娜尔古丽不会回来了。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神色确实有一点优伤，为了换一个话题，我建议他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
　　美妙的维吾尔歌曲在室内响起来了，他听着这些歌，却失去了当年对于歌舞的迷恋冲动，他的眼神是呆滞的。人们告辞以后，我们拧低了音量，彼此谈了很久，我决定，就在他家过夜了。
　　后来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希望你不要生气。”我说。他连忙摇头。“六九年你说要当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果真想给外国……”
　　“没有的事！”他果断地一挥手，脸上显出了一丝笑意，“那时候我很寂寞。”他解释说，沉吟了一下，“你知道我爱看电影，我看电影上那些特务的生活倒挺有意思，搂着美女，戴着黑眼镜，又开汽车又坐船……我就胡说起来了……唉，年轻，不懂事，傻瓜蛋呀！”
　　我不由得笑了。
　　“他们好厉害呀， 老王哥， 把我吓死了。”他回忆起那不快的事情，就这样“批评”了“多普卡”队。
　　“那那……你那身西服呢？你不是有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吗？”为了使他不再想那伤心的往事，我连忙胡乱凑了一个新问题。
　　“我哪里有西服。那是照相时和一位老师借的。老王哥，你说我穿西服好看吗？”他的眼睛有点亮了，当年的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有点影子了。
　　“好看，好看！”
　　“……可惜，在阿娜尔古丽面前我也没穿过一次西服，只要是她回来，我一定做一身西服去。”
　　“……她不会不回来吧？”
　　“难说。”他摇摇头。
　　他告诉我，阿娜尔古丽嫁给他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是虚报了年龄才领到了结婚证的。初到他家，阿娜尔古丽想妈妈，想弟弟，想南疆，整天地哭。她是因为父亲死了，生活困难，她自己条件又不好，才跟了他到伊犁来的。开始时，他并不喜欢她，她哭得他可怜起她来了，就对她愈来愈好，给她做拉面，给她讲维汉两个民族的故事、笑话、寓言，“我还给她学电影里的‘特务’的样子，终于把她逗笑了。”他说着，回忆着，欣慰地笑着，“这几年，农村富了，她也发育得丰满了，病也好了……”
　　“现在，我配不上她了。今年她才二十五岁，而我呢，已经是老头子了。”他指指自己的秃顶。
　　我算了算，他不过是三十九岁，我说：“你离老还远着呢！她要再不回来，你就去南疆找她去吧！”
　　他苦笑了，“那有什么意思，强拽过来的还能是狄丽达尔吗？？……她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大儿子了，这家业也是她帮助我挣下的，即使她不回来，也算对得起我了……何况，我在这里的名声……不太好。”他满眼是泪。
　　我无言地看着墙角的照片，维吾尔人挂照片的这个位置可真艺术，不在某一面墙上，而是专门挂在两面墙形成的夹角上。难道她也和玛依奴尔一样，最后还是要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抛弃吗？不至于吧！不，不能啊……
　　忽然，他的两眼发直，抬起臀部，直着腰大声说：“如果她明年再不回来，我就把孩子交给奶奶，卖掉我的奶牛、羊、毛驴、拉拉车和这个铜骨床，我要流浪去，在我们的母亲祖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流浪！”“伟大的祖国”几个字，他突然改用汉语说，他的两眼发出了邪而热的光，他站起来，用朗诵诗式的腔调喊道：“我要去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还有香港……”
　　他拿下都塔尔，拨动两根琴弦，唱起来了：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要越过高山和大江。
　　安拉会佑护我吗？能不能平安健康？
　　我愿能够归来，或许能回来，
　　回到这个生我长我的地方，
　　回到我亲爱的故乡！
　　这个歌儿我也会唱，已经好久没有唱过也没有听人唱过了。看他现在唱得多么来劲、忧伤、邪性啊。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啊！
 

【抓壮丁】（1）
 

【抓壮丁】（2）
 

【抓壮丁】（3）
 

【和谐社会】（1）
 

【和谐社会】（2）
 

【和谐社会】（3）
 

【和谐社会】（4）
 

【和谐社会】（5）
 

【和谐社会】（6）
 

【和谐社会】（7）
 

【广场】
 

【三个代表】
 

【１９８４】
 

【兵临城下】
 

【城下】
 

【城】
 

【永康街】
 

【小胖特制凉面】
 

台湾师兄严冠杰出国之前服兵役当了一年特务兵，其间除考Ｇ填申请材料之余还从一个老特务那儿学了不少坏，黄的反动的就不在这儿重复了，有一个段子是老特务特爱感慨一代不如一代，说当年他在金门受训的时候有一个课目是游到对面看一场电影回来，而且要把电影票带回来交作业，再往前要求更严格，要交一个中共哨兵的……
 
这次台北一晃没什么特殊收获，贴几张到此一游照交差。
 
 

【十月一日过期】
 

应相关人物要求删除。
 
 

北京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地方。
 
大街上正擦身走到我前面的这个穿着创可贴Ｔ恤三十左右的高个儿可能是一个祖籍长沙在北京某大院长大北航北大各辍学一次德国游学海归不久现在惠普当一小职员还住在父母家的啃老族；刚才街角我忍不住看了好几眼的那个被墨镜遮了大半张脸的窈窕女青年可能是一东北柴火妞白天在杭州某三流杂志社坐班晚上吭哧吭哧写作外加耕耘一个日点击率一万出头的博客刚下飞机两小时来北京会一网友的美女作家。那个男的可能七分钟之后跟你出现在同一个咖啡馆里，三星期后成为你的男朋友，两年后的今天分手；那个女的五分钟内可能会继续在同一个路口东张西望，因为你还在０．９公里外的一辆出租车里，不耐烦地等着面前的红灯变绿。
 
我确信谢乐冰长期崇拜迷恋小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直没见过面，小米在纽约州北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一面连载卫慧体缠绵小说的的时候谢乐冰还在北京西北角一所大学主楼后面的一个名为什么什么实验室实质上是一个网吧的阴暗场所泡网，等小米终于曲线回国谢乐冰已经早就去了柏林。这两个人我分别认识多年，当２００９年四月底的一个下午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尽管有一个完全不“反科学、反人类”的解释，那个场面还是颇为诡异，像是发生了什么百年不遇的天文现象。
 
这全得赖北京。
 
小米仍然长得很夸张，据说很多国际友人一见着她就走不动道儿，觉得她整个就是东方女神。汉族男性分两拨，一拨跟着国际友人起哄也拿她当某种女神处理，另一拨坚决拒绝接受她这类相貌，一个朋友说要是哪天重拍电视剧《骆驼祥子》他非得找小米演虎妞不可。我倾向于拒绝把小米当一个女的来看待和评判，要是非逼我表态，只能说我一贯不喜欢大胸的人，还有，小米长得非常像大一号的邓文迪。
 
谢乐冰猛一看有点像瘦一号的周润发，高个儿，baby face，笑起来显得很善良。看得出来回国这半年过的相当滋润，骚扰电话不断，接电话语气先后有：调侃、深沉、爽朗、不耐烦、温柔等等。我发现跟我能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朋友里多是极端不求上进的人，谢乐冰又是这些人里的一个极端。如果说大部分人都在人生的跑道上奋勇赛跑的话，我只是在勉强地跟着往前蹭，一面还冲着跑在前面的人骂骂咧咧，谢乐冰则干脆在场外溜达，烦了就坐下来看热闹。我一直很欣赏他这一点，这跟我混了三十多年一事无成有关，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人在身边出现总会让我疲劳和烦躁。张戎在解释他为什么和李桦分手的时候说过——你们北大的是干一行恨一行——我觉得很精辟。
 
谢乐冰隔着小米一米远坐着，一脸真诚地强调他的崇拜从来就是“纯精神”的。但这并没能够阻止北京制造出小米和柏林发生物理联系的另一种可能。
 
坐在小米和谢乐冰中间也就是我正对面的椅子上还有一个人，至少一米九、平头、方脸、肌肉高度发达，跟着小米走进来的时候非常醒目，我说：“怎么着是不是扑你的色狼太多不带保镖都不行了？”“我男朋友，都好了快一年了”小米介绍说，“……，摔跤运动员，去年奥运会认识的。”“……”“可不是真的么”“……”“一个星期前刚到”“……”“对，不走了”“……”“没工作，我养着呢”“……”“哎你说话慢点他英文不好，咱不理他也成，他习惯了。”
 
小米兴奋地跟我介绍她去年如何挣了“half mil”的时候谢乐冰一直很负责任地跟青年施瓦辛格用德语咣叽咣叽交谈。
 
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赵海杰，他初中跟着父母搬去深圳之前有几年我们几乎每个冬天都在未名湖上泡着，滑冰或者作各种泡妞的设想。赵海杰他爸那时候在清华开车，冰球打得巨好，他妈比他爸大，是一个普通北京妇女，他爷爷是海归，去世以前在北大教书，他奶奶叫赵林克蒂，四十年代到北京再没回过德国的老家。赵海杰每天中午的一个仪式是到朗润园最北边的小平房里跟他奶奶说几分钟德语，完成任务发巧克力一块，我有时候跟着去说句白天好什么的也能蹭着。赵海杰他们搬走之后老太太就一个人住在朗润园，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几年前一次回北京，在校医院门口碰上，我上去打招呼她还是不怎么能说汉语，基本是用英语向我抱怨说前一段摔了一跤总没彻底恢复现在看病越来越不方便了。
 
谢乐冰我还有小米胡扯的时候汉斯一会儿看着我们微笑频频瞎点头一会儿又看着身旁的北京发愣。
 
 

十五岁那年暑假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旅行。坐火车到先到武汉转了转然后坐船去重庆找我三姨。在武汉除了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持续骂了几分钟一句没听懂之外没有任何奇遇。去了若干名胜合影留念，比如中学语文书里频频出现的古地理名词黄鹤楼。
 
从武汉到重庆逆江而上五天，一直和一个后来被我称为姐姐的十九岁女生呆着。认识周波开始是因为她的一口北京话，当然，她也是个长着一张标准江南脸的美女，跟《动物凶猛》里王老师描述的于北蓓正相反，这张脸不是那种让一个成年男人产生非分之想的类型却颇适合一个少年堕入情网，而且她工作的江汉５９号客轮上的那间狭小的播音室兼宿舍里昼夜很香很凉快。
 
跑题了，本来是要说北京的。可能最近跟湖北有关的东西忒多被什么人念了咒，要不就是像刘老师说的，北京让我再次堕落为一个“话痨”。
 
我要说的是周波有一天让我猜黄鹤楼是哪年建的，我唐宋元明清猜了半天都没猜对，最后她得意地宣布：１９８５年。这几天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车外出神的时候脑子里总是冒出酸不拉唧的半句话“昔人已乘黄鹤去——”，越想不想频率反倒增加。
 
而且再往下就不对了，人走了不算，应该是“此地空余”的黄鹤楼现在也没了，只有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戳在那儿。
 
 
据说猫和狗很大的一点不同是狗是认人不认地儿而猫是认地儿不认人。狗可以兴高采烈地跟着你走东走西，换地方没事儿只要有熟人就不着急。猫正相反，离开自己的地盘儿就吓得跟小孙子似的，但只要是在熟悉的地方没人也能活。老邻居马坚先生过世以后，夫人从燕南园搬走，几个月以后他们家的两只猫竟然自己找了回来，在原来的院子里当了野猫，老太太一度每天回来喂，后来身体不好就慢慢不来了任两只猫自谋生路。
 
我是“the worst kind”——又认地方又认人，没救。
 
幸亏北京还有几个熟人——老罗老王张雯小玉——下了飞机有可以报到的电话。出于一种纯粹自私的偏执，我长期下意识地幻想发展一个在北京住着不走的女友，这样我可以自欺欺人觉得北京还在惦记我，有个有鼻子有眼的牵挂。不幸至今所有的阴谋都不了了之，欢迎有意找不痛快扮演这一无聊角色的男女青年来人来函。
 
 
老罗很够意思，连着两天饭局让我一到北京就没闲着。第一天在亚运村吃西北菜，第二天去了翠微路附近的一个叫翠什么的湖南小馆子，出租车司机颇找了一阵，好像那一带所有的商店饭馆的名字里都带“翠”字。
 
见到了好几位老师。
 
坦白一件事儿吧，我其实基本不看牛博网上的其他博客，所以老罗逐一介绍“这就是著名的ＸＸＸ老师”的时候我作久仰久仰状都是装的，突出一个虚伪。除了陈晓卿老师，他的《人老猪黄》我无意中点进去过，随便看到的一篇竟然非常催泪，平实而震撼，一种我一直想找但找不准的牛逼语气陈老师张嘴就来。后来有文学女青年问我牛博上谁的博客最好看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说陈晓卿。跟陈老师提起来，他说：效果不明显。
 
还有柴静老师。这顿饭是第一次见到真人，两年多前一个贵州美女发掘出我跟柴老师之间一个什么拐弯抹角的联系，误以为我跟她认识并因此对我的崇拜一下子长了好几倍，我一直模棱两可没有拆穿。吃了这顿饭，我终于可以大言不惭地四处跟人说我认识柴老师了。
 
喝了一晚上，夜里散伙大家走到门外的马路上打车。我和陈老师热情握手告别，没话找话想说陈老师您是我偶像，结果说出口成了“陈老师，我是您偶像！”。
 
刘瑜，你又说对了。
 
 

中学同学聚会，除了组织者和我只来了一个人。
 
程洲初中毕业就没再见过，一个微微发福梳着胡锦涛式背头声音洪亮的中年人出现在包间门口的时候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他带了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几个小孩儿带着红领巾在李大钊像前一排站着，另一张据说是在香山顶上，照片是黑白的，可是能看出那天是晴天，而且天很蓝。那次春游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一点儿印象没有，霍楠提供了一些细节，我和程洲一边听一边跟着点头，不过我怀疑同样的段子在以前的几次聚会上听人说过，但是安在了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想起在纽约听一个三流作家讲的故事。这人成了点儿小名之后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那一阵四处出席各种签售会读书会。一次见面活动安排在他原来的中学，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说那本小说里很多情节都是瞎编的，就算是真发生过的也难免大胆的戏剧化处理以突出他自己苦大仇深的革命形象，最怕的就是碰见过去的熟人当众揭穿他——只好抱侥幸心理，想不会有中学同学闲得没事儿来凑这份热闹。他一上台就认出台下人群里的一个人，运气非常不好，这个人是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跟这个人物有关的那个小高潮从情节到对话都是“创作”。演讲结束那人挤过来堵他，情绪激动，攥这他的手说：“写得太好了，细节太生动了，跟我记得的一模一样！”
 
小个子成洲当年投篮中了会莫名其妙吆喝一声：“左得利定律！”我现在开车碰到堵车准备强行猛拐的时候还不时使用这一意义不详的咒语，常弄得身旁的人一脸困惑。
 
饭吃完了又来了一个人。关楷，朝鲜族，年龄、身高那时候都是班里第一。初二班主任梁老师发动群众斗群众活动点了名整我，为了“充分反映民意”定于一节班会课投票选举“纪律最差的同学”。从时间上讲，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较早的一次尝试，走在了村级直选的前面。班会课前一节是体育课，我热情地投入到竞选活动中：“你不会投我吧？”“……”“你不会投我吧？”挨个儿地确认下来，几乎每人都拍胸脯发毒誓以伟大领袖的名义对我作了保证。除了关楷，记得他抓着我肩膀说：“别冒傻气了。”
 
半节课后，我以全票减一的成绩当选。当时的我很吃惊，为这件事儿惶惶了很久。
 
体育课事件说明了两点问题：第一，我从小就信仰民主中了自由化的毒；第二，民主得出的结果总是跟我的选择相反。尤其是第二点，后来被再三证实。
 
关楷的那句话成了我的一个转折——周老师说了：“才知道以前的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的话……”——人生是一场大游戏，有很多规则有很多陷阱也有很多窍门等着学习。嫌不够俗，台湾综艺节目说了：（唱）“……忽然长大的那一天……”；嫌不够恶心，文学青年说了：“…… innocence lost ……”；嫌不够煽情，好莱坞预告片说了：（浑厚男低音）“In a world …… in a time …… a remarkable journey of a young man, that will change his life forever”。
 
合影的时候发现关楷没有记忆中那么高。
 
 

张雯
 
其实个人的伤心怀古外人真不应该指手画脚，不过为了体现个人表面深情的优越感而将念旧的本人塑造成凉薄形象，让较真的我实在压不住火。不过这个也是几件事情积累的，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上班的人都知道，周一永远是最忙的一天，加上最近在经济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那天突然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般的来了个案子，抱歉我没能体谅您老人家脆弱的心情，立刻抛下工作换上亲切的面孔温柔的配合您的触景伤情。BTW，我也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雕刻时光，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当年那家你弹过钢琴的咖啡屋，后来很少喝到那么好的伯爵茶。
 
接下来就是参加那个让我诚惶诚恐的文化人聚会，打从泡泡嫁了一自由撰稿人后，我就深刻体会到我与那个圈子的距离没有缩短的一天，只能越拉越远。整晚上酒桌上弥漫的文化优越感让我反复想起台湾一档综艺节目《王牌大贱谍》里的一个场景，其他艺人吹捧揶揄外形好似黑社会讨债的赵正平先生的时候，他都会一本正经的作揖“文人相轻啦文人相轻啦”。扯到一些敏感问题时，那些愤青的表现又出来了。我想，同情只不过是优越感的另一种体现，又有几位真正的设身处地身份互换的替那些人考虑呢，如同身着皮裘的太太看着门外衣不附体的乞丐轻轻的叹一句“哟，天真冷啊，要冻死人才甘心啊”。空谈误国，踏踏实实过小日子的人总会处处受着委屈，也没见谁哭天抹泪的要死要活的，世界从来就是不公平的，大部分人也就这么生活下去了，谁又有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什么呢，喜欢谁不喜欢谁都不是人境界高低的标准，朝鲜人民如何生存也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问题。可有人感恩过，经济这么不景气，大家还有钱吃喝在那里高谈阔论；言论如所讲不自由，大家还能在这里聚众骂街骂ZF。生活对我们这么宽容，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周遭宽容一点呢。感慨还好做了市侩的商务工作，大家平日埋头勤勤恳恳工作，回家关起门来照样也能喝茶看书听音乐享受生活，好歹都创造社会剩余价值，站在鸟巢面前，不会联想到ZFxxx，而是这也有我一份微不足道贡献的小小虚荣满足感。所以回家躺在床上，第一感谢命运没让我走向文艺青年的自毁道路，第二感谢褚同学让我蹭饭才能喝到今年新下的雀舌，生活真美好。
 
最后要重申的就是，让你去看看北京的轨道交通和绿化建设是让您老人家从深宅大院里挪步出来深入群众体恤一下我们平头老百姓受到小小实惠后的沾沾自喜。你的纠结让我联想起最近看的一部偶像剧里的台词，女主角的前男友离开六年周游世界成为世界著名摄影师后回来，感慨物事人非，被人呛声：“我很怀疑你的用心感受有多深刻，你拍出来的照片可以温暖很多人，可却让喜欢你的人哭泣，你可以关怀很多人，可是最需要被你关怀的那个人却被你留下了。对于你拍出来的东西能够有多感动人心，我很怀疑，因为你根本不能够体会，那个被你留下来的人那种孤单、那种寂寞的心情。”当然北京不会为你孤单寂寞，但在我看来你的失落乡愁纯属自作自受。
 
我喜欢北京，理由随随便便可以找出一堆。北京缺点很多，随便一列也是一长条。我只知道，每当有朋友劝说哪里哪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哪里哪里更适合生活，感慨一下还是留在北京；每当我外出旅行或者出长差下飞机坐进出租车看着高速两旁大树迅速向后退去，心里充满了回家的喜悦。北京于我如同糟糠，于你不过是情人，区别在于糟糠无论多少缺点我也不曾离弃，情人不过稍有变化你便觉疏离。
 
所以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明明是你抛下了北京，北京为何要等你，活该难受的是你，用你最爱说的原话就是“我未曾珍惜的，我不再拥有”。不过劝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多创造点新的美好回忆。
 
 

一
 

出机场的自动门无声地闪开，厚厚的空气一下子扑过来，温热、半湿，不透明的，充满着汽车、食物、人、发芽的树的味道的空气，北京的空气。皮肤表面瞬间有了一层细汗，我好像猛地被人推醒了。
 
我像一个烟鬼，闭着眼狠狠地吸了一大口，一头扎进面前这个巨大的似曾相识的流动气团里。
 
“您说怎么走啊？”出租车司机带着试探的口气问，车从机场开了出来。
 
“呃……”我脑子有点儿发木。
 
“三环？”
 
“嗯……，四、四环吧？”路边掠过的杨树林慢慢清晰了起来，“四环，没错儿，走四环，海淀桥下右转，往北两百米从西门进去。”
 
我干脆把车窗摇到底，让风哗哗地吹在脸上。从机场路上四环经过那个宜家家居的时候我已经彻底醒了，坐在一望无际的车流里，刚才那个一作就是两年的干冷、清洁的梦显得模糊而遥远。
 

二
 

张雯一坐下就没完的电话，电话缝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招呼我。“明明是你抛下北京了……”“喂～不好意思，对，这个deal是我们做的”“……”“你还说……”“……那几个case已经……”
 
“那几个‘cases’，不是那几个‘case’”我坐在桌子对面打岔。
 
张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努着嘴作“嘘～”字口形。
 
“我觉得你的嘴比以前薄了。”
 
张雯露出一脸凶相假装生气，一面有说有笑地接着deal长case短的。我不说话，对着窗户发呆。
 
五道口的这家咖啡馆又搬了。两年前在北京的那一个月天天去，哪个桌子腿不齐哪个插座有电终于弄熟了，一回来兴冲冲地去找，我的“老地方”再一次的没了。没什么好奇怪的的其实，这次只是在同一条街上往南搬了几十米，上一次从成府的胡同里搬出来，那片迷宫似的街区跟着就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在“新北京”随处可见的宽阔笔直而拥堵的马路。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坐了一万多公里的飞机口袋里揣着她手画的地图到成府的雕刻时光去找一个多年未见的情人。
 
你说此刻从成府匆匆下车的那些进城民工清华傻孩子韩国时尚青年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北京人里有多少会好奇站牌上那两个字的后面有过怎样的一个城市呢？
 
靠窗桌子一个拿着《汉语教程》的把落地的窗户推得大开，楼下汽车的声音大了起来，一阵风带着没头没脑的的柳絮刮进来，旁边一大白布帘子跃跃欲飞差点儿把杯子弄翻，我赶紧抓了一堆旧杂志压上。
 
小林说她的两只猫之一“靠非”占领过壁橱里箱子和墙角之间形成的一个垂直的间隙，成天在那个小井里睡觉折腾，还自己运输了一批玩具进去，一来生人立刻钻到里边藏起来。小林大扫除整治壁橱面貌，箱子全部重新摆放以优化空间利用率。靠非的小井被依法拆迁，靠非看着着急，本能地想钻壁橱，一进去发现全不一样了又没了魂儿似的跑出来，出来了觉得不对又想回去，于是又急着赶回去，再出来，再回去，重复了一整个下午。
 
这两天老有人跟我说：你该去那哪儿哪儿哪儿看看，这两年变化特别大，建设得挺不错的。我一概回答：“不爱去。”他们不知道我每次回来都是在重复同一种努力，靠非式的努力。
 
“明明是你抛下北京了，你还老觉得是北京不等你，切～”张雯的电话终于打完了。
 
我坐了一万多公里的飞机连夜去找一个两年未见的情人。
 
 

 

时间： 2008-11-04, 12:55PM 
地点：Westchester, New York
 

一
 

听我爸说我家祖宗曾经很阔，到了我太老爷辈儿家境开始下坡。对岸的几户农民一夜之间发了，跑过来欺负我太姥姥。太姥姥就知道盖房子没什么生意头脑，差点让人把地都骗走了。“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到了我爷爷，地被分得差不多了，几个暴发户也学会了坐着拉屎，还盖了大房子，有板有眼地拿起地主的“范儿”来。“真是老天有眼啊！”我爷爷会说——后来那几家自己为了一口井聚众打架，打到河这边，我伯伯跟其中一拨儿混了一脸儿熟，趁机跑上去打了一个老冤家几棍子，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条汉子，跟着喊：打死丫的！打死丫的！一面拍了一板儿砖。
 
架打完了——我们这头赢了，祖宗的地差不多都要了回来。挑头打架的几个暴发户和好了，我伯伯和我爸却为分家产翻了脸。“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说。
 
我刚生的时候我家还是很穷，我小时候我爸常在家跟自己生闷气较劲，要不就是“咱家的地……”。“你有完没完啊还？”我妈有时候忍不住了会说，“瞧瞧人家对岸的，哪家过得……”我爸那时候最怕听人提这个，一提就急，急了就动手。
 
我上学那年我爸忽然想通了，弄了一个包工队给对面的大户搞装修兼做各样小买卖，几年下来钱越挣越多，可以说是小发了一笔，等我弟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不仅可以天天吃肉，还照着对岸人家的样子盖了几间新房。有了钱我爸的心情好了很多，对家里人和气了不少，我妈也净忙着数钱不怎么顾得上跟我爸斗嘴了。
 
“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我爸摸着弟弟的脑袋说。
 

二
 

“我要在家搞一个ＰＡＲＴＹ。”我爸有一天突然宣布。“什么玩意儿？”我妈问。“就是大家轮流坐庄请客吃饭，对岸的大户现在时兴这个。”“要请谁啊都？”“统统都请，请帖已经发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不要啰里啰唆的，你只管做饭就行了。”“还有，太姥姥的房子要油漆粉刷一下，不能给祖宗丢脸！饭厅要重新装修，家具全部要换新的，菜你就看着办吧，鲍鱼烩王八是咱家的拿手菜，量要足，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小气。”“小强，你的钢琴胡琴要加紧练，客人来了要表演，给全家争光！”
 
“这得花不少钱吧？”我讪讪地问。
 
“生意上的事你懂个屁！”我爸一脸坚决。
 
既然爸爸已经拿了主意，一家人就不再犹豫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这场盛宴的准备中。尤其是弟弟，一提这茬儿就激动得不行，在所有的衣服上都印上了各种别出心裁的“ＰＡＲＴＹ”字样，逢人就说：我们家要开ＰＡＲＴＹ喽！谁要是拿这顿饭跟他开玩笑，他会脸红脖子粗地跟人争个没完。有一回街上一个好事的说：听说你爸打你妈？他差点没一把火把那孙子家点了。妈妈则是忙于各种具体的事情，扮演她一贯擅长的任劳任怨的角色。我一面在外人面前努力表现对这个ＰＡＲＴＹ的无所谓甚至是不屑，一面在心理暗暗地为自己是一个新兴暴发户的儿子的地位洋洋自得，盼着这场盛会的到来。
 
我真的很想他们能喜欢我们的新房子还有老房子。
 
再说我爸妈也不容易。
 
　

三
 

这一天终于来了。
 
周围的邻居来了，远房的穷亲戚来了，爸爸的老战友来了，老冤家来了，伯伯来了，对面的大款们也来了。
 
“听说这家人打老婆。”大款甲一下车就一肚子气。
 
“对对对，我这次要跟他老婆好好谈谈，要是不让谈，这顿饭我就——”大款乙站在门口大声地说，“不——吃——了！”
 
“是啊，他的那个装修公司收费太低，里面肯定有鬼！”
 
“……打老婆……”
 
“……听说还打孩子呢，太不像话了！”
 
“……有鬼……”
 
“咕噜唧哩”
 
“Ｏ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爸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请进、请进。”我妈陪着笑脸在屋里招呼着。大款丙盯着我妈看了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看是假笑，没错，肯定是假笑！”我弟像变了一个人，一点脾气也没了，四处跟着诸位大款的屁股后面“ＯＫＯＫ”个不停。我变得越来越分裂，一会儿眉飞色舞地带客人们参观，转脸又觉得这一切都滑稽得可以，斜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恶狠狠地说：“啊呸！”
 
饭菜一上，大家都忙着吃，嘴里有食儿，话就不多。
 
我爸满意地扫视低头咀嚼的两百多颗脑袋，摸了一把正在傻笑的弟弟，对着妈妈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激动了。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做了一回主人——那些抢过太姥姥的地的蛮人，平日颐指气使的大款，哥哥，老冤家、爱唠叨的老婆，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的儿子，在这一刹那都是那么的温顺和亲近——真是天高地阔、乾坤浩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四海翻腾和为贵、五洲震荡食为天哇！
 
那天夜里，客人们早就吃完走了。我起来上厕所看见老爸一个人坐在饭厅里发呆，喃喃地自言自语：“咱家的地是第三多的呢。”
 
 

一
 

小林在地铁站一见到我就抱怨：“刚才车上有一疯子骂我。”出什么事儿了我问，“太欺负人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没招他没惹他……”“然后呢？”“……后来……后来那人还没完了，指着我说：瞅瞅你那样儿～准是一选奥巴马的。”小林越说越气，“你说说，我哪儿像选奥巴马的啦？”
 
骂得确实有点儿狠。
 
尤其是对于一不待见奥巴马的人来说。那些奥巴马的支持者们估计是连喝了二十瓶脑白金酸酸乳也明白不了这里带着的微妙和恶毒。要是非试着跟他们解释，这句话的大意是在说：你是一个弱智幼稚自以为是不爱思考爱起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以为自己大彻大悟了老是忍不住拿广告当真认为达赖喇嘛就是你亲爹的傻冒儿。其阴险程度不亚于你跟人说：您该不是用苹果电脑的吧？
 
ＮＰＲ的一个评论员说参加奥巴马竞选集会不像是在进行一项民主政治活动，而更像某种宣教大会，狂热的会众对衡量奥巴马的政见和计划仿佛没什么兴趣，他们前去寻找的一种宗教式的“高潮”和满足——那个场面恍如千人集体瑜伽。台上奥巴马带功讲座，高呼“变！变！变！”，台下一大片人头如痴如醉地诵念：“ｏ－ｂａ－ｍａ－ｏ－ｂａ－ｍａ……”
 
电视里的画面让人想起天安门城楼上带着红袖章的毛主席，他摘下绿军帽，对着他前面巨大的空间从左到右缓缓地挥动，广场上的人群于是着了魔似的随着那顶帽子汹涌，像是被无穷神秘的绳子牵动着的木偶的海洋。还是毛主席牛啊！据说希特勒搞群众集会更牛，大学历史课老师说当年台下的德国妇女光听他演讲就能到达性高潮。
 
当然拿奥巴马跟这二位比不是太合适。他一没想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二没想法西斯主义统一全世界，没杀人没放火——人家只是想过一回总统瘾。话撤远了。现在的话题不是奥巴马本人，这个说起来太长，而且说实话要是您到现在还不知道奥巴马哪儿招人烦还是一个奥巴马的信徒的话，我也懒得白耽误工夫破坏您的新信仰。现在的话题说的是您，没错儿，就是您。
 

二
 

您，到底是怎么一种人呢？
 
要是您是一个黑人那问题就简单了。统计数字表明在南卡莱罗纳州的民主党预选中，参加投票的黑人有超过８０％投了奥巴马的票。可笑的是，奥巴马除了皮肤颜色，其他方面能代表主流美国黑人的地方甚少。美国黑人大都是几百年前黑奴的后代，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父亲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肯尼亚留学生。可以说除了肤色，他的竞选对手克林顿在其他方面绝不比他更“白”，显然，那些口口声声把反种族主义挂在嘴上的黑人兄弟们看且只看到了奥巴马的皮肤。８０％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最赤裸裸、最可悲的种族主义。想起老罗有一次提过的一句笑话：我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没想到奥巴马这一出让我们看到黑人才是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要是您不是一个黑人，我就只好怀疑您的智力了。奥巴马喜欢以“群众运动”的领袖自居，擅长反复重复一些简单易懂的口号来“发动群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去年十二月底的一期的封面文章《跟毛主席学管理》里特别提到了这一宝贵经验。不过注意，这个方法成功的要素，用毛主席的话说，是“群众是阿斗”。所以我要替毛主席奥巴马们谢谢您，谢谢有您这样的勇当阿斗的群众！
 
纽约的公共广播电台的早上十点的访谈节目几天前一次讨论总统预选，一个自称虔诚的奥巴马拥护者打电话进来，主持人问他：“说说你是怎么开始支持奥巴马的？”那人回答说：“我刚去了城里的一个群众集会，我见到了奥巴马！”“是什么让你决定支持他的？”“他激励了我！”“他的什么激励了你？”“他的演讲激励了我！”“他演讲里说的哪点让你印象最深？”“呃……呃……这个我不记得了，反正他激励了我！我被他激励了！！”
 
这种无大脑不负责任的个人崇拜恰恰是古今中外群众领袖们求之不得的。理性是民主的前提，而对一个政客无原则的狂热和拥护却往往是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篇章的前奏。
 
有人说美国没有政治家只有选举家。我们可爱的小布什就是一个优秀的选举家，不止一次听人说当年选他就是因为觉得他“亲切”“像能跟咱一块儿喝一杯”。毛泽东最爱说“为人民服务”，兴致来了还能喊两句“人民万岁”什么的。希特勒演讲之前经常长时间地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手势，直到完美。
 
让我怎么说呢，群众里有的是阿斗。
 
　

三
 

伟大革命先行者孙文把参加革命的人分了三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放到一个没头没脑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里，这三种人差不多就是：蒙人的、被蒙的、还有就是跟着起哄的。我一直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选民的选择会轻易地被前一个州的选举结果所左右——一个候选人在一个州获胜，那么下一个州就会有很多人临时改主意去投他的票。有大批选民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昨天”“上一小时”甚至是“上一分钟”改了主意，很多人还改了不止一次。
 
如果选举是明天举行呢？如果您再等一分钟呢？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看还是少说两句吧。
 
最近的一期《经济学家》上说：奥巴马是一个现象。被称为“现象”的事情大都有一个共性：热闹的时候特热闹，热闹劲儿一过就没信儿了。有谁知道那些自称是李宇春“粉丝团”的老大妈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估计没有几个后来买过她的唱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跟着“快男”屁股后面起了一阵哄之后又迅速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股民大军。
 
九十年代末在我家打工的一个安徽女生有一个夏天成天穿者一件写着“Chicago Bulls”的Ｔ恤，那一年祖国上下不少人都自称是公牛队的球迷——希望芝加哥人民没有太天真，以为老天有眼“时候到了”，因为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中国的公牛队球迷们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起哄的动静再大也就只能图个热闹，最终还是靠不住。
 
说起“时候到了”，奥巴马最爱的一句口号是：“The time for change has come!”重复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自己也开始犯晕，在新罕布什尔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喊着喊着喊成了：“The time for come has change!”
 
电视里传来的还是同样庄严的、中学男生演出莎士比亚话剧式的长音，台下的人头们又一次无可救药地沸腾了。
 
“遥控器。”小林说。
 
 

刘瑜 ：
 
你在英国的电话是多少？你刚走那阵子我下班路上老习惯性地想拨你的电话，就像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住的房子卧室门和厕所门的几何关系跟在北京的老房子几乎一样，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稀里糊涂地老觉得还是在北京，进了厕所门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右面墙上的开关怎么也摸不着才一下子在黑暗中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竟然在美国。
 
那时候我还常做这样一个梦，梦里我突然大彻大悟——原来从美国到中关村很近，骑自行车十五分钟就能到，我在梦里又后悔又兴奋地对自己说：真是过糊涂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怎么早没想到，决定一早起来就去中科院宿舍找张一华。
 
后来我下班开车的时候基本都是听广播，要不就给某个新泽西女生打电话。不过这几天连着两次跟人提起你，一次是跟那个新泽西女生，一激动差点拿出你的一篇煽情小品出来展览。一次是昨天在网上碰到老罗，他说你十二月回国你们腐败的时候要不要给我摆上一副碗筷什么的。
 
对了，你在英国的电话是多少来着？
 
- Nostalgia
 

 

章晋兄：
 
哪儿能不记得啊，我还记得徐星带的那个文学女青年一脸崇敬地对你说：您就是魔鬼教官？！
 
毛新宇的八卦我记得的那天估计差不多都说了，肯定还添了油加了醋，写下来没问题，您全当是“戏说”就成了。不过我这人最近越来越懒，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我现在几乎可以清楚地预见即将发生的两种可能：第一种，我满口答应，然后一直拖着懒得动手直到你们稿子都发了二年多了我还一个字儿也没写，这件事儿弄得我很惭愧，而且由此导致了我最不原意看到的局面，那就是下回老罗的饭局不好意思参加了；第二种可能，由于我想到了第一种可能，于是只好不答应，可又不便拒绝，我就跟自己说要不明天再回这个邮件吧，明天想再拖一天也成，结果这么一放就彻底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我只好又对自己说，都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跟人解释啊，干脆——爱谁谁了，当然这种可能也会导致同样的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还有第三种可能，由于想到了第一种可能和第二种可能，我必须立即回邮件而且还不能瞎许愿，要不这么着您看成不成，我就在下面把有关毛新宇的那点儿八卦简单再罗列一下，要是您觉得有用尽管拿去加工，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敢保质保量，但争取尽量说真话。
 
 
毛新宇是个胖子。
 
不是一般的胖，八十年代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没吃过麦当劳也还没领教过美国肉山式的胖子，所以那时候毛新宇的体形在学校里还是相当惊人，当时常用的客气说法是做裤子费布，就像说脸大的女生费雪花膏。
 
人胖点儿在中国不见得是缺点，至少美国人这么认为。几年前总统大选，好像是《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讲选举中非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说总统候选人千万不能胖因为美国文化把瘦高和诚实等同，作为对比那篇文章又说东方文化正好相反，胖在中国是诚实可靠的象征。要是按这么推理，从我们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几代领导人的体重的升降变化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我们“全盘西化”或者说是“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领袖是胖子的时代我们往东；瘦子掌了权我们往西。总的趋势是越变越瘦了，比如朱镕基比李鹏瘦胡锦涛比江核心瘦大家都比毛主席瘦，当然，不可避免地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瘦得不合时宜的情况，比如少奇还有耀邦同志，不过他们都及时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从而维护了这一“体重政治学”定理的正确性。作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每次看见温总理竟然这么瘦就觉得中国大有希望。
 
话扯远了，我是想说人胖点儿没事儿，不幸的是毛新宇还是个傻子——注意这不是一个爱称，也没有贬义，只是北京方言用来描述生活中智障人士的通俗说法。
 
毛新宇高中住校，我们班的范之豪是他室友，好多段子都是范说的，你要是能找到他估计能写一本《毛新宇秘闻实录》了。我们平常看见他也就是白天上课还有课间，不过这两个概念对于毛来说好像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彻底区分清楚，他经常上着课突然就站起来走出去，老师也从来不管。每天在操场上上体育的应该都能看见，他总是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地拿着一个地上捡的树枝比划。
 
毛新宇高一刚来的时候到小卖部买东西不知道需要交钱，各取所需，感觉像是刚从共产主义社会发配过来的。关于他的身世一开始大家还颇有好奇心，一阵子之后新鲜劲儿过了也就没人当回事儿了——除了他自己。比如上课，如果那堂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或者是《反对党八股》之类的跟毛泽东沾边的课文，他就会一反常态在教室里坐上一整节课，而且从始至终带着一脸的光荣就像这堂课是他的颁奖仪式。课下他兴致来了喜欢以“我爷爷”的名义给同学们封官，都是一些古代朝廷里的官位夹杂一些《西游记》人物，应该说历史是毛最拿手的科目，经常能考五六十分，其他科目一概不及格或者干脆不考。据说当时在初中的孔东梅跟毛新宇正相反，特别不爱听人提毛泽东。要是为煽情，我好像有必要说现在想起来他那种想不断提醒你他的身世的着急劲儿其实有种傻子特有的简单和诚恳——可惜当年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套路，中学生对班里一个性格孤僻举止怪诞的胖子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
 
葛优回忆他的发家史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刚出道那会儿在一个小话剧团当演员演一个县长怎么着都觉得不像，特苦恼，后来一个老师跟他说其实这不赖你，一个人在台上看着像不像县长全靠周围演员的表演，要是他们不配合，你越演得到家就越别扭。谁要是觉得这个说法说服力不够，可以去找一张金正日视察基层的照片来琢磨琢磨。毛新宇没有小金命好，常有无聊的低年级的小孩儿课间围上来，说：毛新宇，给我们封个官儿吧~，毛一开口那帮孩子就哄笑。上课铃响大家满意地各自散开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那个场面中的残忍让人想起某一类鲁迅爱写的课文。
 
北大附中的三年还是给过毛一点温情的。范之豪说毛新宇饭量大可他妈要求学校食堂对他的伙食严格定量，饿了同宿舍的同学也不许给他东西吃。学校的一个门房从前当过兵对毛主席有感情，毛新宇总是在晚上跑到西门的小平房里吃看门老头给他买的蛋糕。
 
记得毛还闪光过一次。有一回《北京青年报》上赫然出现了一篇署名“新宇”的散文，在那之前不记得是什么纪念日毛跟着一代表团去了朝鲜给毛岸英扫墓，那篇文章大概就是他在朝鲜的见闻，其中当时被同学们广为传颂的一句话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伯就是眼前墓碑上这三个冰冷的字”——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新宇”就是面前这一位目光游移拿着树棍挥舞着的同学。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倒是范之豪提起的一件小事，他说后来毛新宇一度在宿舍里偷偷喝减肥茶，被他看见了还不好意思地想藏起来。我想也许毛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傻，after all.
 
中学毕业毛新宇去了人大，据说他妈先到北大去游说过，招生办公室的头儿跟她好听的说了一大通最后表态说：欢迎毛新宇同学“报考”北京大学。
 
上大学以后的故事就都是道听途说了，比较可靠的一个是班里一个也上了人大的女生讲的。她说大一那年毛新宇看上了一个她们宿舍的同学，经常到宿舍来找（八九年夏天以前北京大部分高校的女生楼男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通常一有人报信说毛新宇上楼了那个被追的女生要是在宿舍就赶紧到别的屋躲起来，问题是毛太执着，经常会表示要坐在房间里等她回来，于是她们想了一辙：一个人假装出去打水，门口转一圈回来说：“哎，我刚才在哪儿哪儿哪儿看见那谁谁了~”毛新宇一听就坐不住了，立刻抬屁股走人。据说这个拙劣的小品竟然屡试不爽。
 
后来我再没当面见过毛新宇，不过隔长不短的会在各色媒体里看到这个名字。令人替他高兴的是有了职业演员们的配合，他喜爱的“我爷爷的孙子”这一角色演起来比从前轻松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的趋势。正如英国报纸离不开他们的女王，我们的新闻事业也离不开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们有他们的两个小王子，呼而嘿呦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毛新宇博士。千万不要低估我国市场经济中对“毛”字的内需，既然清朝皇帝一个冷门亲戚的野史都能拍成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神五”圆了爷爷的飞天梦》这样的报道怎么能不让神州人民激动不已呢？激动之余我常常很感激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比那帮无聊的英国小报记者简直强太多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唯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毛新宇整天被媒体娱乐圈的人拉来推去的，万一被市场给腐蚀了失去“伟人之后”的本色那可就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了。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个白岩松访谈毛新宇的视频链接，点过去的时候我还真替他捏了把汗。在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之后我放心了——看着他说“爷爷”两个字的样子，我知道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毛新宇，就像在上一堂普普通通的毛主席诗词课。
 
 
故事讲完了。
 
回头看了一遍好像费话有点儿多，我这么一懒人没想到今天竟然写了这么多个字，正好我的博客好久没更新害得这阵子一想起老罗总觉得内疚，我把信放到博客上充数您不会介意吧。
 
-Nostalgia
 
 
【附：魔鬼教官老师的来信】
 
nostalgia 兄：
　　可能您不记得我了。去年底你回北京时，罗胖子出面在知春路“干埚居”４人一起吃饭，座中光头无趣的那人是我。

　　当时听你无意中说起过与毛新宇曾经校友，说过他的若干八卦。最近不是毛新宇的父亲病逝么？我们想做毛家第三代，除了攒资料外，非常非常需要熟悉他们的周围的人的印象，所以就想起您来啦。

　　您一定一定帮我们写点关于毛新宇的东西。这里说明一下，第一，不会使用您的原文，至少不单独成文；二，不在文章中署您的名字；第三，几乎肯定会对您的文章进行修改，然后揉到稿子中去；第四，可能没有稿费，只能是这组稿子的采编人员集体起立致敬以及下次当面请饭感谢。

　　万勿推辞啊。
 
　　　　　　　　礼

　　　　　　　　　　　　　　　　　　　　　黄章晋
 

 

在纽约混了这么几年认识的美女加起来还真没几个，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刘老师，也就数小胡了，这么说吧，就是搁北京的美女高发区小胡也算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美女。而且，可以说她还是“波大无脑”这句俗话的一个生动证明——胡同学思维敏捷同时身材纤瘦，跟她说话最好留点儿神，牛吹过了一准儿会让她逮着。
 
说起前一段一个追她的男生，一开始印象还成，那男的没什么恶习，不口臭不当众挖鼻孔吃饭不吧唧嘴也不穿各样绣着小人骑马标志的衣服，美中不足的是这人特爱发言，尤其是对自己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东西大发议论，“拉的比吃的多，呵呵～”小胡说。俩人出去吃饭，点瓶葡萄酒吧，得，这回他又是行家了，一嘚吧就没完，可惜那个常见的酒名里不该发音的字母被我们的葡萄酒专家一再地大声朗诵了出来，反倒把小胡弄了一不好意思。“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都是苦出身。”小胡说就连那男的吐沫星子乱飞地讲解了半天解放军如何能在几小时内解放台湾她都微笑着听了，直到最后一次约会他们一起去林肯中心听歌剧，歌剧专家又开始大讲“摸——扎特”的时候，她实在没忍住哈哈地大笑了出来。
 
这哥们儿的勇气实在是令人钦佩，要知道胡美女就在林肯中心边上那家著名的音乐学院上学。王老师当年是怎么说的来着？“无知者无畏”——无畏的无知者常常是极具喜剧效果的。
 
比如李老师。我觉得李老师最栽的一回就是他对失重和万有引力发表的高论，他四处说万有引力离开地球就没了所以才会失重，后来让人抓住成了一笑柄，在所有没完没了批判他那套广播体操的宣传攻势里我能记住的最狠的一句是：他没弄明白失重其实很普通，用不着上层次，坐电梯上楼就成。李老师闹完笑话出国了，留下两条教训：一，千万别拿中学物理说事儿，特别是物理没学好的；二，轻易别拿《金刚经》说事儿，尤其是不要“戏说”。
 
所以，当几年没见动静的王老师突然张嘴说“拿高中物理完全可以把《金刚经》重新解一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没去中国领事馆报案——我疑心我们敬爱的王老师已经被秘密回国的李老师附体了，证据见上期《三联生活周刊》：
 
“涅是什么啊，就是能量圈，人死后会回到物质状态了，物质也会湮灭的，物质湮灭以后变成光子，光子湮灭以后变成辐射，辐射是能量。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其实聊的是同一件事，这就是宇宙真理。”“《金刚经》说的就是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奴隶们起来，要解放全靠自己。……一切全是从宇宙大爆炸那开始的，沿途携带大量的信息，他打开了这些信息，他明白人是从哪儿来的，他全看见了。”“其实灵魂就是携带信息的原子，我当然认为就一个，因为大家都是从一个点来的。人死了以后携带信息的原子在空气中变成别的样了……”
 
为了增加说服力，王老师说：“我给池莉看，她明白了。”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对于这样的昏话估计连方舟子老师那么严肃的科普工作者都会一笑而过而懒得去费劲地摆事实、讲道理了。我只是很诧异无论怎样的牛人一旦老糊涂了，也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王老师一贯是我偶像，为了王老师我几年前还跟新泽西一个我暗恋了好几个星期的上海美女翻了脸。就在最近，一个朋友推荐我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因为据说沾王老师边儿，我硬着头皮试图看了两回，每回都是开了头儿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基本上就是配乐分角色小说连续广播，而且念书念得相当幼稚和拙劣，让我觉得对王老师的原著们是一种无聊的亵渎。
 
可是这一回急赤白脸把王老师往粪坑里推的居然是他自己，就连我这么一老“粉”也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篇采访里王老师提到除了高中物理和《金刚经》他还在看《时间简史》，难怪一张嘴净是原子光子大爆炸什么的，遗憾的是王老师犯了伟大领袖的通病——把这本科普小册子当哲学书看了。罗素说，有答案的东西归科学没答案的叫哲学，估计王老师也就看了一稀里糊涂，愣是从一本讲物理答案的书里看出了一脑门子阶级斗争和世界大同来，无畏指数跟拿佛经当中学物理参考书看有一拼。
 
一九七三年夏，杨振宁回国，下榻于北京饭店。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还讨论了“理论”和“思想”这两个词在物理学中的区别。七月在东京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教授中村诚太郎问起毛主席，杨振宁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杨振宁最后深情地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王老师，您是希望大伙儿跟池莉阿姨一样没大脑还是跟杨振宁爷爷一样不要脸呢？
 
 

地球二零零六年的最后几圈是在一片肃杀中转完的。北京时间二十七号上午九点四十五一个美国前总统在加州无疾而终；巴格达时间二十八号凌晨五点一个陕西农民在安康被枪毙；美国东部时间二十九号晚十点一个伊拉克人在巴格达被处以绞刑。
 
就在地上的人类睡觉逛街吃饭耍流氓等着新年到来的时候，一把笨重的隐形大刀无声地在空中掠过。
 
二十九号那天是星期五，我出去滑了几天雪头天晚上刚回到纽约。
 
这个冬天东部热得反常，山上本来就没什么像样的雪，有一天竟然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害得我大白天的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看电视。新闻里全是有关那个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的报道，换了好几个台所有台都是千篇一律。我干脆把遥控器扔了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新闻的间隙里不时出现作庄严肃穆状的背景音乐。能感觉到电视台的编辑努力地想把这个前总统的死当成一条大事来报道，但事实是无论怎么包装，这个老人的死对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无足重轻了，播音员脸上和声音中职业性的沉重反倒像是在不断地提醒你那种言不由衷的尴尬。要不是这个人死了大概不会有几个人没事儿想起他来，我想，可能他当年就没辉煌过，也可能只是时间太久了——政治家死不逢时也是一种悲哀。
 
两星期前在左岸公社的渝乡人家跟老罗几个吃饭，那时候我还在北京，这三个人也还都活着。大家从骂一个说话不逗特不招人待见的网络名人开始说到要办一本黄色杂志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劝了半天在场一个为同一个女的失了两回恋的朋友，敬了若干圈燕京啤酒吸了一身二手烟直到保安上楼来说别抽了你们报警器都响了，然后莫名其妙地说起了死刑。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常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睡觉，醒了就随便抽一本旁边书架上的书翻。有一回抽出一册超大开本的法语杂志，法文字儿不认得几个——全当画报看。翻着翻着眼前突然出现了熟悉的祖国大好河山，连续几页的大幅彩色照片详细追踪当代中国一次死刑的整个过程，要是用北京青年报的套路，那篇文章的题目肯定得是《与死刑面对面》什么的，方正特粗黑体，想再煽情一点儿“死”字就用红色。
 
在那之前我没见过死刑。虽然有些画面比想象的要原始，比如那个犯人被五花大绑，胸前挂了一块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枪决纵火犯ＸＸＸ”，但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太出乎我的意料。然而有一个细节让我一直记着：犯人的两个裤脚都被草绳捆着，一开始我没明白，因为两条裤腿是各自捆着所以显然没有什么限制行动的功效，费了半天劲连蒙带猜终于弄懂了照片下面的注释，大意是：为了防止犯人最后大小便失禁。
 
我一下子毛骨耸然，一个生命面对死亡的无能为力和恐惧在那一刹那变得无比清晰和真实。
 
开枪的瞬间没有被拍下来，能看到的只是那一刻的之前和之后。之前那个人无力行走被人拖着，之后倒在地上，一幅脚及旁边土地的特写，虽然捆着，还是有粪便从裤脚流了出来。
 
老罗说他小时候在东北见过枪毙人，不同的犯人在最后的时刻有不同的反应，有挣扎的有傻了的还有神神叨叨的，他说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人弯腰去掸裤脚上沾的土。
 
二十九号早上去办公室露面儿，到了年底整个楼里就没几个人，我除了查ｅｍａｉｌ上网没干什么正事儿结果还是耗到了六点多。白天网上的新闻有的说萨达姆的死刑会在一两天内执行有的说还不一定因为他好像还在美军手里。开车回家，天已经完全黑了，开到家门口觉得大礼拜五的有些冷清于是又决定出去买一瓶香槟以增加节日气氛，路上车比平常多，到处都是过年前忙着采购的人，到了常去的葡萄酒店隔着玻璃看见里面排了特长的队，结果没停车就走了，路上听ＮＰＲ新闻，说萨达姆最快会在几小时内被处死。我在车流中闭了两秒钟眼睛。
 
做饭吃饭看电视，洗碗的时候小林打电话来说萨达姆死了。
 
自从看了那本法国杂志以后，我一直坚信我会是大小便失禁的那种，而且我开始怀疑从小听过的那些临危不惧的英雄事迹，故事中每个革命烈士在刑场上都很从容，高呼打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我想一个人面对死亡来临的那一时刻的恐惧也许是难以抗拒的，这与这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无关。
 
然后我看到了萨达姆在行刑前的照片。萨达姆站在绞刑架上，几个人正把绞索往他头上套，画面跟电影里见过的绞刑场面有一点明显的不同——通常都是只有死囚带着头套，刽子手的脸露着，而这张照片里却正好反了过来，在一群忙乱的黑色面具之中的唯一的那张脸显得格外的平静而晃眼。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场的一个行刑证人问萨达姆有什么悔恨和恐惧，他回答说：“没有，我是一个战士，我自己无所畏惧。”就在脚下的挡板撤掉之前，一个保安冲着他叫喊，他微笑着说：“你觉得这是勇敢吗？”
 
我意识到二十九号晚上我在车上那两秒钟的祷告完全是多此一举，这样的结局正是他想要的，轰轰烈烈的死对于有的人是一种幸运。
 
各位老师不用给我上课，我知道他手上有血，可是他的裤脚很干净。
 
 

第十三天
 

这个流水帐得赶快写，那几天的事儿我已经开始忘了。
 
昨天下班ＭＳＮ没关，早上看见一个朋友在那边努力地打了半天招呼没有反应之后的留言，大意是博客更新得忒慢太不像话辜负了广大女网友什么的，最后他还鼓励我说：人家刘德华说了——我成功是因为我努力！
 
说起刘德华，我每天下班路上都能在清华东门外的一个商店橱窗里看见他努力的身影，奔五十的人了还能大大方方地冒充一个青年，单这一点就很让人佩服。那个“班尼路”我怀疑是什么普通话说不利索的人想出来的，因为商标上明明写的是“班离怒”。以此类推，牛德华的原话应该是：我成功是因为我虏逆，使用一下牛博网的术语——你说这是装逼还是流逼？
 
清华东门地段属于海淀区东升乡，这两年颇有很多建设，先后盖了一个商场几个写字楼外加发廊足疗咖啡厅手机市场若干，各种与“东升”二字有关的记号被逐一抹去，剩下的也恨不得改用日文字体写在一个个小竹帘子上，要不就干脆翻成韩文。弄得一批批回国观光的清华毕业生纷纷自豪地感叹：变化太大了，发展太快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类人这些天一连碰到好几个，说话的内容完全雷同，好像都在念同一份稿子。
 

 

第十一天
 

上班路上在出租车里接到魏建军的电话：“张雯知道你回来了。”“不可能。”“刚才她打我手机上来就问你是不是在北京，我说你在但没说别的，没事儿吧？”“没事儿，我这就给她打过去。”
 
鹏润大厦斜对面的那家川菜巨难吃，没吃几口就都撂了筷子，“你现在怎么也学会我的本事了？专能点到最难吃的菜，呵呵。”她笑着说。
 
见过对世界毫不设防的生命吗？没见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残忍。
 
知春路上有一个叫“沸腾渔乡”的饭馆，几年前跟人去过一次，点了菜服务员说带着去后面看看鱼，我说不用了您看着办吧，一会儿一个人拎了一个噼哩扑通的桶过来说：这是您的鱼，我一面应付说好的好的一面继续跟朋友说话。就在这时候，那个人突然伸手把鱼从桶里抓住，举起，然后狠狠地摔在我身旁的水泥地上——空气一下子变得血淋淋的。
 
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
 
客气地互相问候之后她的注意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对面墙角挂着的电视上，她还是大三时的样子。
 
想问她的近况话到嘴边终于没说出口，无非就是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怕那条遍体鳞伤的鱼突然张嘴说：一点都不疼，真的。
 
“他对我挺好的，真的。”她一脸真诚。
 

第八天
 

去了清华东门一个叫“醉爱”的地方吃饭，全名是“醉爱时尚餐吧”，这对于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要一字不差地念出来还真需要一定的勇气。不过你不能小看这几个字所包含的信息量——就如同从“文化”、“苦”、还有“旅”这几个词拼凑起来的书名里可以猜出那是怎样的一本书来，单凭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猜出里面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要是实在猜不出来的话就麻烦您到摊儿上翻一翻情人节的贺卡学习一下里面的常见单词。具体情况在这儿就不详细介绍了。
 
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吃饭是在别扭的姿势中完成的。
 
座位比火车硬座舒服，不过离桌子的距离忒远，弄得每吃一口东西都得费劲，要么坐稳了上身前倾伸着脖子够像喂鸡，要么就将将坐在座位边儿上挺胸厥屁股伸胳膊一个个跟要弹钢琴似的。吃饭离桌子越来越远可能是一种潮流，前两天我在马路对面新开的一家全聚德吃饭，椅子倒是能前后移动，可桌子四周大约膝盖的高度有一个精雕细刻的横杠，反正就是不让你跟桌子太近。我不记得以前吃饭有过类似的挣扎，当然，可能也就我毛病多。
 
我很怀念一九九六年的清华东门，当然，可能也就我。
 

第七天
 

四个人去了两场聚会。
 
小米，二十五岁，女。当年是一个网络红人，几年前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在未名空间连载长篇日记体纪实小说，有无穷多崇拜者。我一个在德国的朋友小谢迷她迷得不行四处打探有关她的信息，好几次打长途到美国向我倾诉对作者的一片痴情——可惜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小米，等我后来在纽约碰到米白领跟她提起这回事儿的时候，她已经对写作没了兴致而那个德国朋友也移情别恋专心研究起各国的军舰飞机去了。小米那个著名的长篇我没看过，不过从小谢那儿也颇听了不少二手的片断，感觉一个很大的卖点是“实时”，据说她忠实地在连载中预告、执行、叙述、并总结了她成为一个女人的全过程。
 
打断一下，我想我应该把正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幕韩剧小品记下来。
 
现在是第十五天晚上十一点零三分，我坐在五道口的雕刻时光二楼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写这篇博客。大约就在我打“女人的全过程”这几个字的时候，突然上来一个穿了一身白裙子的女生，步伐有些踉跄，在楼梯口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抬起头看。她显然是来找人的，迟疑了一秒钟之后她径直冲到走到我右后方坐了两男两女的一桌，一下子扑倒在背对我穿棕色毛衣那个男生脚上，动作很大几乎像是摔倒，然后开始大哭，是那种毫无掩饰旁若无人的嚎啕痛哭。一屋子人都安静了下来，那四个人用韩国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那个女生说着什么，后来棕毛衣也跪到了地上，白裙子还在哭，我觉得她好像试图说话可是每每刚发出一两个像是语言的音节就又被自己更大的哭声打断。服务员递了一叠餐巾纸，上面印着一只坐着的猫。
 
接着刚才的写。
 
老王，三十出头，男。老王是被王丽在纽约地铁上开发出来的，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王丽那时候每天从皇后区坐地铁到曼哈顿上班，有一天坐在老王对面，她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说：“我见过你。”——然后就认识了。要是认识人都这么简单多好，我总想。那天我在食堂对面坐了一个美女，要是我也学王丽说我见过你最可能的反应肯定是一白眼，碰上客气的也许还能饶一句：“没病吧？”老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丫整个儿一崔健啊。”“你丫说我眼袋大？”——然后就认识了。
 
哭声小多了，时断时续，白裙子也坐到了椅子上，屋子里的背景噪音也基本恢复到了刚才那一幕之前的水平。我暂时还能想起刚才白裙子经过我旁边时脸上的那种从不哭到哭的变化中的复杂表情。
 
小张，年龄不详，女。一个标准的美女，一米七零，有张精致娇媚又不失大方的小脸，可以说标志到了一种几乎普通的地步——猛一看就像奢侈品店橱窗里的假人，跟许多在北京出没的这类长相的女孩子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她身上没有丝毫的“二奶”气。我认识这个人相当偶然，有一回我想抄电影《红高粱》里的一句话“青杀口的桥还在，只是没了高粱”，我这人写字儿的时候比较小心——北京话叫“事儿妈”，老担心说错话让人住把柄，凡引用总要先google一把确认无误之后才踏实。那次google竟然只搜出一条结果，我在小张的博客上留言说：看来我们的记忆发生了同一种偏差。后来慢慢知道她原来是吉林卫视的一个主持人，还经历了一个足以让琼瑶阿姨海岩叔叔都激动不已的爱情故事。我在北京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她总是处于一种平静而心不在焉的状态中，要是非往复杂里想，有时候也许能够隐隐地从她身上感到一点过去奢华和热闹的影子。
 
棕毛衣和白裙子面对面坐着拉着双手，桌上另外三个韩国人在聊天。我写完一段上了趟厕所回来，看见白毛衣脸上干了的眼泪像是有蜗牛爬过。
 
我，三十好几，男。小米老王我一年多没见，上次见面他们二位还在纽约混。小米现在北京一投资银行高就，工作、生活均努力——每日起早贪黑在朝阳及周边地区辛勤地“与国际接轨”。第七天晚上一个什么“all-university mixer party”小米约了我和老王，我又约了小张。地点在丽都附近一个叫“nhu”的酒吧，没有中文名字，害我跟出租司机费了半天劲也没说清楚到底是去“牛”、“奴”、还是“嗯胡”。小米热衷交际，一进门就精神抖擞地扎进了交换名片的人堆。我倒是也想加入进去，就是没有名片。老王则是一脸的不屑，没到十分钟就开始不断看表，在我耳边说：瞎折腾都是，有用的人没来这儿的，这帮人全是自己逗自己玩儿。小张要了一杯带气儿的白水端着，脸上明确写着这一切与她无关，站了一会儿说：你们玩儿吧，我先走了。
 
我和小张上了老王的车。在纽约的时候就盛传老王是一位太子，他父亲是某某他爷爷是某某某，不过他一直没承认。坐在老王挂军队牌照的黑色奥迪里我发现其实我认识的那个在纽约坐地铁的老王跟本不是真正的老王，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他会毫无留恋地离开纽约。此刻风挡玻璃前方的这个古老的、熟悉的、崭新的、陌生的城市在夜幕中飞快地迎面扑来，面前的北京青年正无比从容地握着方向盘，俨然这座城市的主人，美女小张侧着头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把那张动人的脸一次又一次地照亮。
 
白裙子又哭了。
 
去了俏江南在建国门外一家叫“蘭”的俱乐部的开业招待会，老王说“全北京的人都在”。按这个定义我应该已经不是一个北京人了，或者他说的是另一个“北京”。不管怎么说那天的场面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青年还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如果你是青年毛泽东，你会说：“不革命行吗？”然后买张去井冈山的火车票；如果你是青年列宁，你会在俏江南的厕所里对着镜子宣布：“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率先实现了！”——列宁好像说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要用黄金来堆砌公共厕所；如果你是青年冯婷，你会说：“好啊，外国富翁帅哥全挨这儿躲着呢！”然后愤然跟上海那帮洋瘪三划清界线；如果你是青年张朝阳，你会说：“怎么没请我？”然后发奋上街开一家互联网公司；如果你是我，你会想：“怎么也没请我？”然后坐在五道口的一个咖啡馆里发呆。
 
老王像一条下了水的鱼，完全没有了在之前的那个聚会上的没精打采，兴冲冲地带着我见各路中外北京人民。握了一堆手，“这是我在纽约的朋友，是一位科学家——”“冒充的，冒充的。”我跟着应和。转了一大圈之后跟他的几个太子朋友在吧台之一坐下。小张这时候在也显得比刚才自在多了，在一边和另一个美女优雅地做交心状。午夜左右小张先走了，大家一致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女孩不错你要好好珍惜，我说对对对是应该有人好好珍惜。等到小米出现的时候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香槟酒喝完了大家开始乱喝各种烈酒，后来烈酒也喝完了就喝调酒用的果汁。小米喝高了爱说英语，so hot和so cute这两个词组频繁出现，间或夹杂一两个f-word。
 
我也有点儿高了，一个人坐出租车回家，经过公主坟的时候立交桥上的路灯特别刺眼，晃晃地照着夜色中空旷的北京。那一刻我想：我不想当他妈一科学家，我就想当一北京人。
 
白裙子他们早就走了。
 
 

第四天
 

吃了三顿饭。
 
一个星期后的第十一天晚上在霄云路边上和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说：我们从前在一起吃过上百顿饭吧。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是可以用吃饭来标注的，如果你从今天起开始记日记，内容只是简单而忠实地记录一天中每顿饭在哪儿吃的、和什么人吃的，几十年以后翻开厚厚的一大本也许会比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记忆都要来得清晰而惊心动魄。
 
就说这个朋友，我现在能清楚地想起我们一起吃的某几顿饭的确切场景——当时穿的一件衣服、一个一闪而过的表情、甚至到背景中服务员的轮廓。我很后悔没有记过这样一本日记，因为我不争气的大脑一面拒绝我回忆的努力，一面又隐隐地让我觉得有好多发生过的事情此刻正一声不响地站在记忆这面屏风的后面。
 
这是一个阴谋。
 
越往下想越不像话了，吃饭整个儿就是人生的里程碑！不信你就自己数数，在你吃过的饭里有多少相识分手重逢有多少誓言谎言有多少亲人有多少朋友还有多少大风大雨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不起各位，北京让我变得很酸。
 
接着说第四天的事儿。早饭在食堂吃了一份包子一碗豆腐脑和一碗馄饨，馄饨没吃完。好久没吃过早饭了。午饭在上地一家叫“大鸭梨”的饭馆和同事吃的。晚饭又去了工体，在一个名字里有生字的地方坐了一晚上，听一个陌生人讲故事。　
 
　

第五天
 

早上到食堂的时候豆腐脑已经卖完了，看来我时差倒得差不多了。
 
刘育慧昨天晚上打电话说她刚从上海到北京，约好今天晚上聚一聚，到下班时间她编了个借口推掉了。
 
　

第六天
 

上班在网上碰见冯婷，这丫头在上海不知道又骗了哪个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亚非拉青年，ＭＳＮ上的昵称换成了：Let's not waste each other's time．
 
我在办公室坐着正觉得无聊，发了条消息过去说：Let's waste each other's time．
 
上地这地方在公元二零零六年十月还只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下午一个打扮颇光鲜的剑桥大学女博士来面试，作报告的时候一只中号苍蝇一直停在她左脸的颧骨上，女博士几次甩头挥手试图把苍蝇赶走，可是每次那只苍蝇又都坚决地飞了回来并且准确地降落在同一个位置上。
 
六点下班，从西二旗上轻轨，五道口下车。走路回家，途经清华东门、蓝旗营、北大附小、成府、物理大楼、东门、文史楼、哲学楼、图书馆、二体、小下坡、齐家、沈家、周家小胖儿家、小玉家、李葆春家，掏出钥匙开门，进门，穿过客厅和过道，开房间门，进屋，然后在红灯芯绒的旧椅子上坐下。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可是我已……”一路上到处是崔健咬牙切齿的声音。